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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14页）

，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

后一篇所序的《变法通议》是梁启超的成名作，这篇长文共有13节，除第一册发表的《自序》外，分别为：论不变法之害、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学校总论、论科举、论学会、论师范、论女学、论幼学、学校余论、论译书、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论金银涨落、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等。

从这些目录中不难看出，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当时将要到来的变法维新运动所可能涉及的问题都有所论述，他的这些观点虽然并不一定为当时所接受，但对于冲破旧思想的禁锢，对于新思想的传播，还是起到过极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时务报》第一册出版发行之后，在国内立即引起强烈的反响。

北京方面在官场或半官场的朋友如汪大燮、沈曾植、李岳瑞、王鹏运等对第一册的编排及内容都感到满意，但同时也劝告汪康年、梁启超诸主持人要谨慎从事，不要有意去触犯朝廷的禁忌，“不必作无谓之讥评”

，以免出征未捷而身先死，再蹈强学会的覆辙。

这从来就是中国官场人士自我保护屡试不爽的规律。

从湖南方面传来的消息更是令人振奋，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转达了黄遵宪对梁启超的称赞，称看了第一册《时务报》之后，确实感到梁启超真的是“旷世奇才”

，并相信《时务报》如果能够坚持办下去，“必能渐开风气，增光上国”

。

陈三立还建议增加一些货价表之类的东西，以便使商人亦可购买阅读。

邹代钧也从湖南致函汪康年，他已经收到的100份已经散发完毕，现在向他索要《时务报》的人很多，看样子在湖南省可以销售200份，嘱汪康年尽快补寄来。

至11月，仅邹代钧经手的在湖南就可达到400份。

至第二年即1897年底，邹代钧在湘的销售数已达700册，还不包括其不断加寄的一些合订本。

《时务报》的畅销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梁启超的文笔与思想应该是《时务报》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第一册之后的每一期里，梁启超除了连载他那篇具有变法纲领意义的《变法通议》外，他还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如《波兰灭亡记》《古议院考》《戒缠足会叙》《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说群自序》《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等，都对国人产生过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

在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文章中，梁启超从西方近代政治理论的原则出发，强调中国之所以落后，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办法，是政治体制上不如人，中国自秦王朝以来的两千年间，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严密，皇帝的个人权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没有制约，历代皇帝为了独揽大权计，不惜对人民实行愚民政策，结果便是举国上下了无声息，人人自畏。

这是中国在政治上没有办法最典型的表现。

而西方近代则不然，西方近代鉴于中世纪的黑暗，高度注意兴民权，开议院，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取决于公论，人人有爱国之心。

由此，梁启超强调，现在的中国虽然民智未开，不宜骤设议院，但由君权向民权逐步过渡，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办法。

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给当时中国一度沉闷的政治格局注入了一股清新的信息，在传播新知、启发民智、宣传变法、主导舆论等方面都起到了莫大的作用，梁启超因此而“暴得大名”

，《时务报》也因此而畅销，甚至连最初不太支持汪康年创办《时务报》的张之洞在读过几期《时务报》之后，也致信梁启超，邀请梁在方便的时候到湖北一游，称有要事相商，并随信捐助银元500元。

与此同时，张之洞还下令湖北全省“官销”

《时务报》，称：“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志气。

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

在张之洞“公费订阅”

《时务报》的通知刚刚下发不久，梁启超却在《时务报》第五册发表的《变法通议》之《论学校》一节中，公开批评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创建的“自强军”

用高薪聘用洋人似有媚洋的嫌疑，又称满洲人为“彼族”

。

所有这些，都引起了张之洞的极端不快，他一方面准备不再“公费订阅”

《时务报》，另一方面也在考虑另外创办一报馆，专门批驳《时务报》之议论。

张之洞的不满通过与张有密切关系的吴樵及时转达给了梁启超，但梁启超对此似乎并不太在意。

他在随后出版的第八册《时务报》发表的《变法通议·论科举》中对倭仁之反对西学的思想进行了严肃批判，在第十册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学会》中又对当时尚在思想文化界占主导地位的汉学及其首领纪晓岚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以为正是以纪昀为首的汉学家的崛起遏制了中国学术团体的正常发展。

梁启超的这两个观点今天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背景下，无疑触犯了清廷的忌讳，时任张之洞幕僚的纪昀五世孙纪钜维“大怒”

不已，张之洞看了之后也甚为不满，张立即授意其亲信梁鼎芬著文反驳。

梁鼎芬是汪康年的朋友，他在著文反驳的同时，又致函汪康年进行规劝，反对梁启超对纪昀和倭仁的批评，告诫汪康年提醒梁启超在此后的文字中务必要小心才是。

汪康年虽然在《时务报》创办之初与梁启超有某些意见分歧，但后来当他看到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誉鹊起，也一度跃跃欲试，开始著文宣传维新变法的政治主张，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梁启超的主张还要激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