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15页）

在《时务报》第四册，汪康年发表《中国自强策》，在第九册又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公开宣传当时还比较忌讳的民权思想。

他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后之所以裹足不前，“庙堂无定策，中外无定议，旧弊未一除，新猷未一布”

，其原因不在于中国之“无策”

，也不在于中国人不明白中国积弱积贫之根源，而在于中国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办法，中国的政治体制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权无所归”

。

他举例说，现在清廷的执政大臣名曰军机大臣，人虽多而权不统一，但能唯诺于“上前”

而不能坚持己见，但能“恭拟谕旨”

而不能自发号令。

所以，中国不变法则已，要变法就必须从政治体制改革始，必须使权有所归，权力统一。

而要达到这一点，汪康年认为，就必须采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议会制度，开议院以兴民权。

显然，这些观点远较梁启超已经说过的还要激进，是《时务报》公开宣讲“议会”

、“民权”

的第一声。

武汉方面张之洞及其幕僚们的不满以及各方朋友的劝说，引起了汪康年的重视，为了使《时务报》能够生存下去，汪开始注意调整《时务报》的言论，对一些过分偏激的言论稍有矫正；另一方面，汪也接受武汉方面的告诫，更加注意对《时务报》人事、经济等实际权力的掌控。

当汪康年接受武汉方面的建议，对《时务报》进行局部调整的时候，梁启超请假40余日回广东省亲。

在省亲期间，梁启超继续履行《时务报》主笔的职责，不时为《时务报》提供稿件。

1896年11月17日，梁启超致信汪康年，称由于《时务报》的影响不断扩大，广东方面原康有为一系的同门康广仁、何穗田等计划仿照《时务报》的体例在澳门创办一份旬刊，并准备借用《时务报》的名气，取名为《广时务报》，又告诉康、何等人必欲得梁启超为新刊物的主笔，只是他并没有立即答应，而是同意待回到上海后视情况如何再作决定。

25日，梁启超又致信汪康年，对《广时务报》的情况作了更加详细的报告，强调之所以取名“广时务报”

主要是基于两个意思，一是推广之意，一是谓广东之《时务报》。

其“广”

之法，约有数端，一是多翻译格致各书、各报以续《格致汇编》。

二是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

三是报末附译本年之列国岁计政要，其格式一依《时务报》。

梁启超还建议汪康年应尽量促成此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他日用之之处尚多”

。

显然，梁启超此时虽然愿意全力支持《广时务报》的创办，但他的立场还是站在《时务报》方面，并没有离开《时务报》的丝毫想法。

对于梁启超关于《广时务报》的建议，汪康年在最初的阶段似乎并没有反对，《时务报》第15册刊登的《广时务报公启》，基本上是梁启超对汪康年报告的那些内容，注明《广时务报》将由梁启超“遥领”

，并称对于近事“不容已于言者”

，也“拟抉择多载”

，以言《时务报》所不敢言。

《广时务报公启》的刊登，立即引起各方面的注意，与《时务报》关系密切的吴德潇、邹代钧、吴樵等群起而反对。

吴德潇的态度相对温和，他认为，《广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似乎可以兼领，但必须坐镇上海。

以梁启超的才华，兼领几家刊物的主笔，当不是难事。

然《时务报》为中国报馆之祖，汪康年、梁启超为祖馆之主，“万不可降而他适”

，“祖馆两字无取于让，为祖者岂可他就？”

吴樵认为，《广时务报》的办法极好，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这样南北两刊相互呼应，应该是一个不坏的主意。

“惟有一层极不妥，断不宜与《时务报》相连。

惟其能言《时务报》所不能言，尤不可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