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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16页）

吾辈此时利在多营其窟，将来澳报必有大振脑筋之语，我堂堂大国于澳门只可瞠目而视，然《时务》必任其咎矣。”

显然，这是出于对《时务报》未来安全的考虑。

对于梁启超可能兼任《广时务报》主笔的事，吴樵也不赞成，甚至对于“广时务报”

之名，吴樵也建议汪康年函请广东方面更改报名，不要造成与《时务报》有关系的印象，“与其两败，毋宁慎之于始”

。

对于吴樵的态度，谭嗣同致函汪康年解释道：“铁樵深怪贵馆不当与《广时务》馆粘连一片，恐一被弹而两俱废也。

此其关键，甚微而甚大，高明宜早筹之。”

邹代钧在致汪康年函中也对梁启超兼领《广时务报》的主笔，表示不满，认为梁启超如执意留在澳门担任《广时务报》的主笔，则是“大有阴谋”

，他建议汪康年务必说服梁启超放弃这一想法。

1897年3月，梁启超从广东回到上海，在《时务报》工作的同门梁启勋、韩云台向梁启超汇报了在梁离开上海这段时间里的情况，并向梁抱怨汪康年在这段时间对他们多有不公正的举措，而馆中的佣人甚至也对他们另眼相看。

对于梁、韩的抱怨，梁启超当然不会高兴，他在随后写给黄遵宪的信中，也多少抱怨汪康年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尽妥当。

黄本来就与汪康年稍有矛盾，在《时务报》筹办之初就不希望汪一人揽权，于是在收到梁启超的信之后，立即致函汪康年，再次提出仿西方近代国家立宪政体，将立法、行政分开，设立报馆董事会，提议汪康年辞去《时务报》馆总理的职务，而改任总董，提议由吴樵或康有为的门人龙泽厚担任总理。

梁启超致信黄遵宪或许仅仅是为了获得黄的同情而已，而黄致汪康年的信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梁启超认为，他自己虽然不太满意于汪康年的一些举措，但事情尚未闹到需要汪辞去总理职务的境地，《时务报》馆的总理在当时非汪康年莫属，于是他抱怨黄的建议实在是“卤莽不通人情”

，反而使梁启超自己在报馆中的处境更为尴尬。

汪康年在收到黄遵宪的信之后当然很不高兴，他觉得黄遵宪与梁启超联手是在有意识地排挤自己。

黄遵宪的来信使汪康年与梁启超的矛盾几近公开，这对于刚有起色的《时务报》的未来发展极为不利，汪、梁的一些共同朋友如谭嗣同、张元济、夏曾佑、吴德潇、邹代钧等得知此事后也万分焦急，纷纷劝说他们以大局为重，不要因正常的意见分歧而影响报馆的事务。

在各方友人的劝说下，也正是出于对大局的考虑，梁启超主动与汪康年和解。

他向汪解释说，这次矛盾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双方性格差异所致，相互之间又缺乏及时的沟通，至于黄遵宪的建议，也不应只从消极及权力一层去分析，黄的建议就其本质而言，也是为了《时务报》的未来发展所考虑，有其合理的成分在。

他与汪康年共约，既然各自的意见都已讲明，从此以后，当“誓灭意见”

，为《时务报》的未来贡献各自的心智。

《时务报》的内部矛盾，势必增加梁启超与汪康年之间的相互猜疑，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想法也就越来越清晰。

1897年8月，黄遵宪奉调署湖南按察使。

抵湘之后，闻湘中官绅有创办时务学堂之举，他遂向湖南方面主事者推荐由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遥领《时务报》主笔。

梁启超出于多种原因，急于接受湖南方面的邀请，后经与汪康年反复协商，终于达成一致。

梁启超如愿以偿，于1897年11月中旬赴湖南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职务。

梁启超抵达长沙之后，继续兼任《时务报》主笔的职务，但他与汪康年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距离的扩大而有所缓和，反而越演越烈，终于导致二人关系的彻底破裂。

经过一番交涉，《时务报》继续由汪康年主持，梁启超不再兼任《时务报》主笔。

不过由于梁启超的离开，《时务报》已经没有先前的气势，在思想理论界的影响也远不如以前了。

《时务报》的影响主要在南部中国，而在北部中国当时最具影响力，且与《时务报》齐名的有《国闻报》。

主持《国闻报》笔政的严复与梁启超齐名，有“南梁北严”

之说。

严复（1854-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为复，字几道，晚年自号瘉埜老人。

因他是福建侯官人，故学者又称其“侯官先生”

。

严复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积极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挽救中国于危亡、促进中国进步与发展的杰出代表。

他翻译的《天演论》以及其他西方学术名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哲学等著作介绍到中国，在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持久的重大影响，使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活动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