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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4页）

至于这五项措施实行的先后顺序及轻重缓急，康有为建议，先由皇上下诏罪己，以收天下之心；次赏功罚罪，以伸天下之气；然后举逸起废，求言广听，广顾问以尽人才，置议郎以通下情，数诏一发，天下雷动，变法维新运动自然就能推动起来。

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的核心问题是要解决洋务思想家早就意识到的“君民之隔”

，康有为的方案是建立议院体制，并在各省府州县都设立相应的议院，这是在体制内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康有为在第四书中还提出设立报馆与学会，这是体制外保证中国能够像西方近代国家一样彻底解决君民之隔的问题。

如果中国真的能从这两个方面解决问题，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能从制度上保证决策的合理化、理性化，而且势必引导中国向近代国家发展，应该说这是康有为为近代中国贡献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在后来的维新运动中，维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反复争议，实际上也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

守旧派没有弄懂康有为的真实意图，总以为如果实行了这些政治体制的改革，势必影响皇权的至上性。

实际上康有为并没有否认皇权的至上性，他只是觉得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是政治上必须有办法，只有政治上有办法，其他的一切都可迎刃而解。

康有为的第四次上书原本计划像第三次上书一样由都察院代递，然而都御史徐郙以康有为已被任命为工部主事为由拒绝接受，将此次上书于6月30日（闰五月八日）转至工部。

工部尚书孙家鼐对康有为第四次上书有称道之词，许为代递，五堂皆画押。

然而李文田适署工部，可能是因为康有为第一次上皇帝书时与李结下了矛盾，李不肯画押。

孙家鼐碍于情面，数次致书李文田并面责之，但李始终不肯同意，通过工部代递的可能已不复存在。

之后，康有为与梁启超、麦孟华联名再递都察院，都察院以工部不收，“不便因此失欢”

为由，仍不肯收。

又交袁世凯递督办处，荣禄亦不肯收。

康有为的第四次上皇帝书终于不能上达。

康有为的第四次上书虽然没有送达光绪帝的手里，但其在京师政界、学界的影响力却日益增加。

7月5日，光绪帝发布《举人才诏》，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将军督抚专折保荐人才，破格提拔那些具有真知灼见、器识闳通、才能卓越、究心时务、体用兼备以及那些具有奇才异能、精于天文、地舆、算法、格致、制造诸学的各种人才，一秉大公，详加考核，任命适当的职务或职位。

应该说，光绪帝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康有为以及陶模、翁同龢等人建议的结果。

光绪帝的《举人才诏》等一系列具有改革意味的诏书发布之后，获得了各省将军督抚的响应。

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于7月19日上《吁请修备储才折》，就人才储备等问题提出九点建议：

1.加速训练陆军，各省自设学堂，延聘西方国家的军事教练，采用西方近代的新式办法，争取在一年之内，沿海各省训练成三万陆军。

同时，挑选年力精壮、明敏有志者百余人出国专修军事，待学成归国后彻底改善中国军队的人才构成。

2.加强海军建设。

由于中国海岸线太长，无论国家如何困难，即使借款，也应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至少要尽快恢复南北洋及闽、粤四支海军。

若限于物力，则南北洋两支海军断不可少，否则势必失去海战的主导权。

3.加紧铁路建设，改变先前不允许外资介入中国铁路建设的既定政策，在开始的阶段，可以先允许西方小国的商业资本投资到中国铁路建设上来。

他指出，中国的版图太大，其所以长时期利不能兴、弊不能去者，除了各种复杂的原因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地势之阻隔，各地不能顺利地交通、交流的缘故。

若铁路成，则万里之外旦夕可至，小民生业靡不流通，朝廷耳目靡不洞达，山川之产靡不尽出，风俗之陋靡不尽除。

假如中国各省铁路全通，则国家气象大变，商民货物之蕃息当增十倍，国家岁入之数亦当随之增加十倍。

所以，张之洞认为，铁路的建设是当前中国最急之要务，必须充分利用西方小国的资本从速建设，但不能利用英法诸大国的资本，否则恐获利之后，收回或费口舌，惟小国、远国商业资本无此虑。

4.在各地分设枪炮厂，大批制造新式武器。

张之洞认为，甲午战败的技术原因，除了军队将士训练无素外，也因为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不如人。

为改变这种状况，应尽快提高新式武器装备的自造能力。

如果多设有困难，也应选择两三处条件较好的旧厂加以扩充、改造。

5.广开学堂，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

张之洞指出：人皆知西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西洋各国之强由于学。

一国之强大与否由于人才，而人才出于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