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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5页）

不能大规模地举办各级各类学校，何以指望人才辈出？他建议清廷下令各省全部设立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西方国家名师教习，三年小成，再选择其中才识较胜者，送到国外继续深造。

当务之急，是选择一批粗通西方文字语言的青年才俊分赴各国留学，以应国家之急需。

6.讲究商务，鼓励各省设立商务机构，兴办公司，振兴商务。

国家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至于护商之要，张之洞认为不外乎合众商之力以厚其本，合国家与民间之力以济其穷。

7.讲究工政。

张之洞指出：世人皆言西方国家的富强是由于以商务立国，这种观点对近代中国实在是一种误导，是皮毛之论。

西方国家在近代之所以走向富强，主要的是国家对工业的重视。

西方国家讲究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才有商业流通的剩余价值。

他建议政府下令各省设立工政局，就各省的特色加以讲究，加快各省工业的发展步伐，如开矿、炼铁、制造、农副产品的深加工等等，都能采用西方近代工艺，何至有忧贫之事？

8.中央政府及各省督抚应该多派各级官员及专门人才出国考察，增长见闻，增长阅历，知己知彼，熟悉国际商务中的通行规则，将来充任洋务、商务之职，以有效地提高洋务、商务的质量。

9.预备皇帝巡幸之所，恢复久已不修的巡幸之典。

对于当时包括康有为等人在内的迁都之议，张之洞均认为不可行。

他指出：清朝立国以辽沈为肇基之所，若首都过于偏西，相距太远，则不能控引援应。

而且京师为天下根本，人心所系，岂能轻易迁移？况诸家所提出的迁都方案，都以陕西、山西为目标，而陕西、山西的经济过于落后，不足以容万乘而供六师，若一一缔造经营，也不是现在的国力所能办到。

即便从国际形势的角度而言，当时的国际冲突重在交涉，军事之强弱全在海防，商务财源也多在海口，若建都关中则距海太远，南北洋皆鞭长莫及，耳目难周，海军的建设必将废弛，中国的海口门户更易洞开。

所以，为了清朝的长久之计，张之洞建议与其迁都，不如在关中建立巡幸之所，恢复巡幸之典，如遇外敌入侵、京师危机，则可巡幸关中。

然后滨海及边关诸将便可放手攻战，毫无牵制顾忌。

由于张之洞独特的政治角色和从政经历，他这九点建议不仅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而且更切中时弊，其中有些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及时得到采纳，但在此后不久开始的维新运动中也逐步演化成政治实践。

大约在张之洞上奏折呼吁修备储才的同时或稍后，御史胡燏棻也向清廷上了一份《变法自强疏》，明确提出变法自强的政治主张。

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称光绪帝在1895年于群臣上书中凡存九折，并以胡燏棻为第一，康有为第三次上书为第二。

称第一者，可能就是指的《变法自强疏》。

在这份奏折中，胡燏棻分析了中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所面临的问题，以为中国在接受了和议条款之后，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喘息，但如果不思改革，不思进取，恐怕数年之后，大局更不堪设想。

在他看来，中国当时之要务，首在筹饷，次在练兵。

而筹饷、练兵之本源，尤在敦劝工商，广兴学校。

他指出：“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立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

为此，胡燏棻提出变法自强的十点主张：

1.开铁路以利传输。

中国铁路之议，屡举屡废，但经过甲午战争的测试，中国军事调动之所以迟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铁路不够发达。

因此胡燏棻建议采取各种办法广开支线与干线，这样一旦疆场有事，运饷运兵，朝呼夕至，今日寓强于富之道，恐怕没有比广建铁路更切合的了。

2.改革、重建新的货币体制，设立隶属于政府的银行，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体系，采用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用商务之章程，杜绝官场之习气。

3.鉴于官办洋务企业的低效、腐败与不负责任，胡燏棻建议利用民间资本，大力发展民办企业，使官办、国有、官有的企业逐步减少，并最终淘汰。

他指出，中国如果继续走官办、官有、国有办企业的老路子，即便再过一百年，中国企业也终无起色，不要说去与外国竞争，就连满足国内的需要都不可能。

政府应该准许各省广开民厂，令民间自为讲求。

政府如果需要购买枪炮、船械、机器等，也应该采用国家采购的办法，均托民厂包办、包用，其试不如式者，虽定造亦必剔退。

果如此，则人人有争利之心、亏本之惧，自然专心致志，实力讲求，以期驾乎西制之上。

胡燏棻的这个建议不仅立足于对洋务企业弊病的考察，实际上也为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提供了政策空间。

4.鉴于先前中国开采矿产资源方面的教训，胡燏棻建议应该仔细研究开矿方面的政策及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