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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6页）

他提出四个要点：一是用重金聘请西方国家高水平的矿师，不要像先前那样被西方那些“外托行家，阴图渔利”

的低水平矿师所蒙蔽；二是慎重选择矿产地，要注意选择交通便利处，否则成本居高不下，终无利可图；三是要细考矿质，不同的质量有不同的价格，同样的成本而获利不同；四是要厚集资本，招散股不如招大股，招商股不如招官股，而其根本在于必须找到赤心为国、绝无一毫私见的人去管理，否则矿不成则害在公家，矿既成则利归私室。

5.鉴于漕运南方大米运往京师的弊端，胡燏棻建议政府不要再介入此事，而改为市场化操作，南米北来渊源不绝，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市之有米与官中有米同，则少米之患在今日可以无虑。

据胡燏棻估计，如果实行这种市场化改革，仅此一项就可为政府节省数百万开销。

6.实行大规模的裁军方案，减少兵员名额，对各省绿营无用之兵，裁其老弱，年裁二成，五年裁竣，用由此节省下来的军费按照西方军队的方法招募创练新军，同时仿西方巡捕之制在各城乡市镇维持地方治安。

这似乎是近代中国警察制度的最初提出。

7.鉴于中国旧有的驿递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胡燏棻提议废除这一体制，而代之以西方近代的邮政体制，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为政府节省300余万金。

8.创练陆军以资控驭，命令各省一律改练近年新出之西法，设立武备学堂，聘请西方国家的军事人员充当教习，为军队培养一批懂近代战法、兵法的中下层军官；武科乡试的科目也应该进行改革，废除旧的内容，改为以枪炮命中为去取；酌情提高军队官兵的薪水与待遇，杜绝克扣之弊。

9.重整海军以图恢复，在力所能及购置西方先进的设备外，更应该改定章程，选拔合格的将才，仿西方之制，海军提督但听枢府之号令，不受各省督抚、疆臣之节制，一旦发生对外战争，允许其便宜行事，提高海军的战时应变能力。

10.设立学堂以储备人才。

胡燏棻的这个看法与张之洞的看法基本相似，建议各省改书院为学堂，弃章句小儒之学，求经济匡世之才。

胡燏棻的十点建议确有不少新东西，其中有些内容是当时有心于时局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有些是他自己的独立思考，故而能够得到光绪帝及政府高层的重视，胡氏本人在此后也不断地被委以重任。

说胡燏棻的某些建议是当时关心时局的有心人的共同思考，主要是为了说明维新运动的发动并不单纯是康梁系维新派与帝党领袖翁同龢等人之间的密谋和筹划。

在胡燏棻的奏折呈递的同时，农历七月（8月20日至9月18日）间，曾经两次参加中日议和谈判并奉旨前往烟台与日本换约的道员伍廷芳也上书清廷，提出九点变法建议，其中有些与康有为、陶模、张之洞、胡燏棻的看法相同或相近，有些是其独有的思考。

议论改革、昌言变法在《马关条约》签订，尤其是换约之后已经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经过光绪帝的鼓励，上书言事在官僚层、知识分子层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这种风气不仅为后来发生的维新运动提供了智慧资源，许多建议终于演化成政治实践，而且为后来的维新运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氛围。

此后两年间，维新书报大量刊行，维新学会大量创建，人人争当新派人物，这些实际上都应溯源到1895年公车上书之后几个月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

二　京沪强学会的成立

在康有为的策动及影响下，中国国内的政治气氛自公车上书之后已有重大转变，公开谈论国事，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已经不再是违规违纪的事情，高阶层的官员、关心时局的知识分子开始以维新为时髦，在这种政治气氛下，组建维新团体，团结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推动维新变法的开展，就成为最急迫的事情。

于是有京沪强学会的相继建立。

京沪强学会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下成立的一个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政治团体，它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鉴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已明确地认识到，要推动中国的进步与发展，要唤醒国人的觉悟与觉醒，就必须想办法开风气、开知识，必须将国人尤其是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组织起来。

其实，早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康有为就已意识到，“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知识交换之功，而养国体亲爱之习。

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

因此，欲改变国人的风气，提升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意气，就必须将这些知识分子组织起来。

康有为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鉴于明代集权政治的高压摧残，自明末东林党失败之后，基本上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风气极其困难。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经过痛定思痛的反省，社会风气稍有变化，但真正转移风气，就非合大群不可，“必合大群而后力厚”

。

合群，非组织团体不可，而在外省组织团体，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而结合士大夫及中高阶层的开明官僚在京师组织则不然，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又因成立于京师这样的政治中心，还可以避免守旧官僚不必要的怀疑。

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第四次上皇帝书被拒绝之后，并没有急于离开京师，返回故里，而是接受户部郎中陈炽、刑部员外郎兼总理衙门章京沈曾植等人的建议，留在京师筹划组织团体的事宜。

他天天以“开会”

之义号召于同志。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等人也“日攘臂奋舌，与士大夫痛陈中国危亡朝不及夕之故”

，宣讲组织学会的必要性。

经过康、梁等人的反复宣传，明白此中道理的人越来越多。

在陈炽、沈曾植的支持下，康有为组织了三次“游宴”

活动，试图通过这种士大夫比较容易接受的方式筹组团体。

或许是因为康有为的政治企图太过于明显，康有为的三次“游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