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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7页）

活动并不成功，筹组团体的工作没有很大的进展。

但经过近两个月的宣传鼓吹，成立学会的舆论在官僚士大夫阶层已经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者。

官僚士大夫阶层已从最初的惊恐中走了出来，他们终于听到从来没有听到的理论与见解，终于知道中国在当时世界格局中的实际地位，开始相信实行改革、实行新法的益处，并逐步认同康有为组织团体的呼吁。

1895年8月下旬（农历七月初），康有为在陈炽的帮助下，分头约请袁世凯、杨锐、丁立钧、沈曾植、沈曾桐等人参加宴会，商谈筹组京师强学会的事情。

康有为为了壮大声势，争取当朝重臣的支持以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又通过沈曾植拉拢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得意门生张孝谦参加。

此次聚会解决了京师强学会成立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是参与者约定各出义捐，一举而得数千元，袁世凯当场认捐500元；二是当场推举陈炽为提调，负总责，推举张孝谦协助陈炽；三是推举康有为负责起草强学会的成立宣言和章程，由康与其弟子梁启超拟定之后交给参与者讨论定稿。

参与筹备的丁立钧、张孝谦“畏谨”

不定，康、梁负责起草的成立宣言与章程经数次讨论也难以定稿，康有为深知其中的困难，只好迂回而从之。

此后，集会、宴会较前增多，来者日众。

筹设强学会的资金到位之后，他们就开始择地设置机关，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安徽会馆的一部分，即《万国公报》所在地设立会址，每十日集会一次，由康有为等人发表演说，宣传爱国自强主张。

至此，北京强学会已粗具规模。

强学会的局面在初步打开之后，康有为开始利用这些条件进行更多的活动。

他计划先开办一家图书馆，因为在强学会尚未正式定名之前，强学会又名为“译书局”

，其自定的职责似乎也主要是翻译西学书籍。

1895年10月，强学会在琉璃厂成立了一家图书馆，除了接受各界捐赠的图书、仪器外，还委派麦孟华等人去上海采购新书。

如果条件允许，康有为还计划向国外派遣一批留学生，直接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为中国的持久发展准备人才资源。

为了这些长远的目标，为了购置图书、仪器，强学会在开办之初继续向官僚士大夫阶层筹款、募捐。

他们经过多方活动，并发函给各省督抚，取得从中央到地方部分开明官僚的支持。

户部尚书翁同龢答应每年从户部拨给若干资金进行资助，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及刘坤一也各捐5000元，提督宋庆、聂士成等也各捐若干元。

李鸿章主动提出向强学会捐款2000元以入会，但强学会诸负责人考虑到他刚刚签定过卖国条约《马关条约》，而拒绝了他的捐款。

北京翰文斋书店向强学会赠送了大批图书，英、美公使也向强学会表示愿意捐助一批西学图书和仪器设备。

在华的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人更是热衷于支持强学会，他们不时与强学会方面的人士相互宴请，宣传西学，不断发表关于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意见，双方时常就此进行讨论。

在强学会筹备成立之初，为了会名的问题，各方之间曾经展开过交锋。

维新派的领导人主张以“强学”

为名，但反对者担心此名会引起争议和麻烦，“咸欲避之，而代以他字，谓有其实不必惟其名也”

。

名称的争论从表面上看可能仅仅是一个斗争的策略问题，实际上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的政治势力如何规定该会的性质与宗旨的大问题，反对以“强学”

为名，实际上也就是担心强学会的宗旨与性质过于激进，他们只要点滴的、渐进的改良，根本不敢采取任何激进的手段与斗争方式。

而当时的康有为抱定宗旨，不肯迁就。

他强调，他之所以创办强学会，并没有真的指望这一机构能够对中国的政治发生多么大的直接影响，只是期望通过创办强学会，“将以破除数百年之网罗，而开此后之途径”

。

正是由于康有为的坚持，“强学会”

的名称才最终得以保住。

这可以看做是强学会的主流派与内部异议者的第一次交锋。

康有为的《强学会序》是一篇振奋人心的重要宣言，他痛陈亡国之后残酷之状，激励了不少的新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加入强学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强学会的发展与壮大。

许多读者在阅读这份宣言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民气渐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