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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8页）

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篇宣言却在强学会内部引起不同派别之间的激烈争论，张孝谦、丁立钧等人对于《强学会序》中的激烈言辞持反对态度，忧虑这些言辞可能会引火烧身。

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各方都作了一些让步，方使《强学会序》在强学会内部勉强获得通过，而各方的政见分歧并没有因此而消弭。

在康有为尚在北京亲自主持强学会的时候，强学会内部虽然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与问题，但它毕竟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京师具有很大的影响，中外士人积极参与其事，势力扩张极快。

这自然引起守旧者的反感，守旧派官僚徐桐和御史褚成博等扬言要对康有为等人进行弹劾，于是吓得陈炽、沈曾植连忙催促康有为离开北京。

于是康有为在10月11日出京南下，京师强学会的日常事务交给了陈炽等人料理。

康有为离开京师后，强学会的主要领导人为帝党人物陈炽。

但过了不久，强学会却变成了以陈炽、丁立钧、张孝谦、沈曾植四人为总董，而以张“主其事”

的格局。

张孝谦为人“故反覆”

，做事也不太有“经纬”

，他只是凭借与李鸿藻的特殊关系，以李为靠山，便“意见重，气焰大”

，“以局为其局”

，将强学会看做自家的私有财产和自己的政治资本，联合丁立钧排斥陈炽、沈曾植等人。

强学会的其他政治势力与人物由于幻想借重李鸿藻的政治势力以谋发展，故而对张孝谦的专横过于迁就退让，终于使强学会的领导权旁落，组织涣散，差不多达到不战而败的结局。

强学会的内部人事格局决定它不可能长久存在，而其外部环境也使得强学会很难获得新的进展。

强学会的创办本为后党所不容，后党中的重要人物李鸿章在强学会成立之初曾向强学会的负责人表示有化解隔阂的愿望与诚意，并答应向强学会捐款。

但是，强学会的负责人没有真正理解李鸿章的意图，反而因李鸿章刚刚签定过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捐款。

这样，双方的矛盾与隔阂越来越深。

原本可以支持改革的李鸿章对强学会诸人的好感至此**然无存，他在奉命出使俄国前曾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

这虽然有点“小说家言”

的味道，但确实反映了李鸿章此时的心态。

于是乘李鸿藻“赴陵差”

的机会，“欲借此以兴大狱”

，指使其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于1896年1月20日上折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

、“植党营私”

，请求清政府下令查封。

面对清廷查禁强学会的命令，帝党的中坚人物翁同龢仍在设法挽回。

他密奏光绪帝说：“教育人才，自强之本，未可阻遏，使天下寒心。”

他建议清廷不要盲目地查禁强学会，以免引起许多负面影响。

1月29日，对强学会爱护有加的李鸿藻回到北京。

翁同龢迅速往见李，希望李设法劝清廷收回查禁强学会的成命。

与此同时，翁同龢还利用此时纷纷议论开学堂的舆论机会，鼓动由御史胡孚宸出面上书，批驳守旧派官僚强加给京师强学会的污蔑不实之词，指出强学会并没有利用学会获取经济上的好处，更没有违反法纪的事情，强调强学会下属的强学书局所藏图书除了列圣之训及各种政书外，更多的则是同文馆及上海制造局所刻西学著作，因此他建议清政府不要彻底查禁强学会，而是采取变通的办法，将强学会改为官书局，“此日多一读书人，即他日多一报国之人，收效似无浅鲜”

。

他的这一建议既在事实上保住了强学会，也给予弹劾者以足够的面子，未尝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于是清廷下令发还查抄的强学会的图书、仪器等，设立京师官书局，指派孙家鼐负责管理，调集译员选译各国新报及各国史书，继续承担宣传维新变法的功能。

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在事实上保住了强学会。

然而当这个消息传出后，强学会内部的一些投机者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投机，他们或“群奔走”

于管学大臣，企图在官书局中谋求到新的差使；或把官书局作为一个在政治上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趋之若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