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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9页）

只有那些真诚拥护维新改革的志士如陈炽、沈曾植、梁启超等，不再参与其事，退出强学会，自然也就退出了由此而来的新办的官书局。

在京师，由康、梁等维新志士创办的强学会至此终结。

北京强学会的终结当然并不意味着维新运动的结束。

事实上，当康有为离京南下，于10月29日抵达上海之始，就开始在上海这个相对更自由的城市创办一个新的政治组织。

为了取得具有维新色彩的开明官僚张之洞的支持，康有为到上海不久即专程前往江宁游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张之洞那里前后盘桓有20余日，与张隔日一谈，每谈必至深夜，两人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应该有足够的共识。

张之洞同意康有为在上海建立强学会的主张，并自愿捐款500两，划拨公款1000两，以此充办会的经费。

12月初，康有为撰就《上海强学会序》，然后以张之洞的名义先后刊布在《申报》《中外纪闻》及《强学报》上。

康有为在这篇文章中重申和强化了他在北京《强学会序》中所陈述的观点，以为西方近代国家之所以走向富强昌盛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找到了“合群”

的方式与方法，那就是开办学会、培养与积累人才。

由此他认为，挽救中国的危亡在于开风气，在于人才的培养与积累；而开风气以及人才的培养与积累可以有多种办法，但在目前中国最有效、最便捷的办法就是讲学术，讲学术在合群。

因此，康有为在这篇文章中借张之洞之口号召人们积极参加学会的活动，“以应天子侧席之意，而济中国之变”

，为中国的富强昌盛而共同奋斗。

康有为在替张之洞撰写了《上海强学会序》之后不久，又发表了《上海强学会后序》。

他在这篇文章中依然重申先前组织学会有利于中国发展与富强的观点，并以中外历史教训作为例证，强调当前的世界一个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兼弱攻昧”

，就是弱肉强食。

因此落后的中国要想避免继续落后，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强。

自强之术有二，一是力强，一是智强。

美国立国仅仅百年，但其所以强大，在于美国人善于组织学会，其百年间著书立说多于希腊、罗马三千年，这就是智强。

而智强的根本，不是一人逞智，而是群人共学，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之所以走向富强的根本；而反观中国，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之所以被弹丸小国日本打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散而不群，愚而不学之过也。

今者思自保，在学之群之。”

因此，康有为希望凡吾神明之胄、衣冠之族，思保其教，思保其类者，都应该“合群共学”

，学习西方及东洋的团队精神，结成一个强大的新民族、新国家。

在进行舆论准备的同时，康有为也开始了组织上的准备与行动。

在他与黄体芳、黄绍第、屠仁守、汪康年、邹代钧、梁鼎芬、黄遵宪、黄绍箕、左孝同、蒯光典、志钧、张謇、沈瑜庆、乔树柟、龙泽厚等16人于1895年12月联名发表的公启中，公布了《上海强学会章程》，正式开始筹建上海强学会。

《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上海强学会是专门为了中国的自强而设立的政治组织和爱国团体，基本方法是聚天下之图书器物，集天下之心思耳目，略仿中国古代学校之规及各家专门之法，以广见闻而开风气，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

。

《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上海强学会主要职能是办好四件事：（1）翻译和编印图书。

欲令天下士人皆通西学，莫若译成中文之书，俾中国百万学人人人能解，成才自众，然后可给国家之用。

（2）创办报纸。

（3）创立图书馆。

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

今之聚书，务使海内学者知中国自古有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正不必惊望而无极，更不宜画界以自封。

上海强学会准备先购置一套四库全书，先搜其经世有用者，再旁及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以广考镜而备研求。

（4）创立博物院。

如有余力，上海强学会还计划设立学堂以培养人才；设立讲堂以传播孔教；派员游历西方、东洋及国内各地以考察地舆、矿务、风俗；设立养贫院以收容乞丐，教以工艺技术等等，显然充满着理想主义的色彩。

尽管上海强学会规定了比较严格的入会条件及处理办法，但当上海强学会正式成立之后，实际上还是存在着激烈的内部冲突与斗争。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自然不满意以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的政治、经济、文化主张，以为洋务的主张显然不再合乎中国当前的实际，而只有他们的变法维新主张才真正反映中国当时的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