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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举人才与合大群（第10页）

对于康有为所主张的孔子改制问题，张之洞从一开始就不同意。

他之所以以两江总督的重位支持康有为在上海创办强学会，实际上是想利用康有为当时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以及他人所不具有的创办学会、网罗人才的能力为自己所用，并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政治变革中捞取政治资本。

这是老练的政治家张之洞的如意算盘。

可惜，张之洞过于低估了康有为的政治坚定性及政治原则性。

他先是当面委婉地劝说康有为以后不要再宣传所谓孔子改制之类的荒唐学说，后又委派梁鼎芬去向康有为明确表达这个看法，梁鼎芬甚至代表张之洞表示，只要康有为明白宣布放弃所谓孔子改制说，张之洞就一定为上海强学会提供足够的活动经费。

张之洞相信，凭借他手中的政治权力以及他那颇为诱人的经济支持，一定能够说服康有为，使康有为放弃这种荒唐的学说，改弦易辙，回归到他所主张的渐进的“中体西用”

的改良路线上来，不要用西方那些激进的思想路线来破坏中国既成的发展模式。

孔子改制说不仅是康有为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一大“发现”

，而且实在说来也是康有为在甲午战败之后积极从事政治变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因此他面对张之洞的威胁利诱并没有屈服，他坚定地表示：“孔子改制，大道也。

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

换言之，康有为不愿意为两江总督张之洞提供的那点区区经费而放弃自己的原则和信仰。

康有为的不听话与不合作无疑激怒了张之洞。

张之洞一计不成，便转而使用其他的伎俩。

他已经明白，要让康有为从理论和信仰上屈从自己的“中体西用”

的政治改革模式已经相当困难。

那么，两害相权取其轻，张之洞便不再愿意在自己的辖区内发生什么激进的政治事件，更不愿意出现脱离自己掌控的激进的政治组织。

鉴于他已经同意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上海强学会的事实，于是他只能加派自己的心腹去上海从组织上把握和掌控这一组织，孤立康有为，将这一政治组织在实际上变成自己所能把握的、具有可以接受的政治色彩的组织。

即将正式开张的上海强学会能否在张之洞的掌控之下，在张之洞方面并无绝对把握。

因此他在加派亲信参与筹办的同时，也试图设法支走康有为。

他利用康有为将回广东为其母亲祝寿的机会，劝告康有为不妨在广东也创办一个强学会，并建议由康有为主持广东的强学会，另派他在湖北的旧属汪康年到上海主持上海强学会。

张之洞的打算似乎已被康有为觉察，康有为不仅无意在广东创办新的学会，而且利用自己所掌握的领导权，在离开上海回乡省亲的时间空当里，根本无意征得张之洞的同意，便调徐勤、何树龄来上海主办《强学报》。

当张之洞发现康有为根本不接受他的建议，并背开他单独进行强学会的活动时，他觉得应该与康有为划清界限了。

于是他致电康有为，提出停办上海强学会，理由是“论学不合”

。

而康有为自此更无所顾忌，便以“会章大行，不能中止”

为由拒绝张之洞的停办要求。

康有为的拒绝无疑深深地激怒了张之洞。

为时不久，当《强学报》强行出版之后，张之洞一系的梁鼎芬、黄绍箕等人便开始以《强学报》的内容、形式与发起人原先议定的原则不合为由向康有为发难，并最终导致张之洞于1月26日下令将上海强学会强行解散。

北京、上海的强学会相继被查封是维新运动所遭受到的挫折，但在这批志士仁人的影响下，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维新运动已从根本上不可遏制。

各地纷纷组织学会和创办报刊，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三　《时务报》与《国闻报》

康有为等新知识分子在创办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社团的同时，更不忘创办自己的言论机关，试图以新闻媒介的作用去影响新一代知识分子，并期望以此去争取官僚士大夫的同情和支持。

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创办自己的言论机关与创办学会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康有为指出，中国士大夫不通外国政事风俗，而京师也无人敢创办报刊以开知识。

而变法本原，非自京师始、非自王公大臣始不可。

而陈炽甚至认为，创办自己的言论机关，可能比开办学会、聚集人才更为迫切，“办事有先后，当以报先通其耳目，而后可举会”

。

于是，康有为等人为了开风气、开知识，在创办强学会之初，就于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先行创办了《万国公报》，并与发送《京报》的人协商，由他们在送《京报》的同时，每日附送1000余份给朝中大臣及一些高级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