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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新团体与新报刊（第12页）

《春秋》的宗旨是外王，而《孝经》的主旨则是内圣。

“内圣可以统外王，故《孝经》可以统万事，倘于孝字之外，别求一道，别定一名，万不能统一。”

“人受天之气而生，人皆天之子也。

第尊者得尊名，卑者得卑名。

帝王者，天下之尊者也，故得其名。”

就是这样一种极端守旧的伦理观念基本上支配了蜀学会的全部。

蜀学会的政治理念如此怪异也不足为奇，它的成立背景实际上与江西等省的情况大体相似，都是带有响应清政府号召的意味。

按照其章程的规定，蜀学会仿照京师官书局及各省中西学堂而变通之，稍有不同的是，蜀学会“以集讲为主，推广学堂之意，即寓其中，各就本地措办，不动官帑”

，坚守民间的立场。

至于蜀学会的政治倾向，多少隐含有地方自治和坚守传统伦理道德以抵抗西方思想文化的入侵等意味。

蜀学会成立后大约每半个月就举行一次集会，参加者除川省的学术名流外，主要以尊经书院的学生为主，研讨的内容大体都以经训为主，围绕着儒家伦理的意义尤其是《孝经》中的一些问题而展开，因此多涉及中国古代礼制等问题，他们主张以孝道为立身治行之本，强调“唯孝为至德，五伦虽天下之达道达德，独孝为至”

。

所以蜀学会的研讨会气氛总是带有浓厚的复古主义色彩。

蜀学会的研讨也曾涉及到现实问题，诸如“当今之势如何变”

、怎样选拔有用的人才、怎样改革学校制度等等，但由于章程明确规定他们的研讨是“以经训为主，与祖尚西人、专门西学者有别”

，所以其结论不外乎“复古制”

，而很少像康、梁等人那样从现实出发提供方案。

从这个意义上说，蜀学会虽然名为学会，但其本质依然类似于旧式书院，与当时各省的维新社团明显不同。

百日维新开始之前在各地成立的新学会，其宗旨及政治倾向总依创办者、参加者的情况不同而有异。

同为边远省份的贵州，在此时却因人事关系的特殊而成立了比较激进的政治性学会，即仁学会。

仁学会的创办人为吴嘉瑞，湖南长沙人，既是谭嗣同的同乡，又是谭氏的好友。

谭嗣同于1896年与康、梁在北京结识之后，遂奉父命以同知入赀为候补知府，分司浙江。

他在南京候补的时候，闭户养心读书，潜心孔教、佛教义理，会通群哲之心法，著有《仁学》一书，阐发君民关系的新观念，深刻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虚假性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荒谬。

当此时，吴嘉瑞“说心法于上海”

，与谭嗣同交往密切，“谭以《仁学》示吴，吴录副而去”

。

吴嘉瑞由此接受了谭嗣同的仁学思想。

大约1897年的时候，吴嘉瑞出任贵州贞丰州白层河厘金局总办，他遂与杨虚绍等人一起在贵阳文昌宫发起成立仁学会，先后加入该会的有30余人。

他们大肆宣扬维新思想，结合维新变法的思想讲解国内外政治时事，同时还讲授算学等新的知识，“以为新学之渐”

，对贵州这一边远省份新思想的传播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在福建，自清政府颁布乡试及岁科试改时文为策论之后，福建境内的知识分子也纷纷响应，各书院纷纷按照新要求进行改革，并先后创办有新学会、实学会、闽学会、汇贤堂等新团体，以便互相观摩，相互促进。

但这几个新学会的详细情况，诸如成立时间、人员状况等，目前尚不太明朗。

百日维新运动正式开始之前的新学会当然不止这些，像成立于湖南的公理学会、方言学会，以及在各地都曾存在，且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不缠足会及戒鸦片烟会、延年会等等，虽然也应该算做百日维新运动正式开始之前的新学会，但毕竟过于偏重社会风俗的改良方面，在此不详加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