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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新团体与新报刊（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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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学公会工作的起始之点，还是从汪康年等人最熟悉的领域开始，即从翻译、编辑印制书报开始，进而创办学堂，而以会学为其归宿。

中国女学会又称“上海女学会”

、“中国女学堂”

、“上海女学堂”

及“女学会”

、“女学堂”

等，成立时间为1897年11月，主创人为经元善。

或许因为经元善在上海实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会同创办或局外主持者多为上海绅商各界乃至京师政界及全国范围内的知名人物，如严信厚、郑观应、施则敬、陈季同、康广仁、袁梅、梁启超、汪康年、康有为、张謇、沈敦和、周舜卿、赵凤昌、朱幼鸿、杨子萱及谭嗣同、文廷式、钟天玮、吴保初、狄葆贤、陈三立、曾广钧、麦孟华、吴德潇、徐勤、王修植、黄遵宪、江标、龙泽厚及西儒林乐知、斐理思、李提摩太等，给予支持的新闻界则有《苏报》《上海汇报》《文汇西报》《字林西报》《万国公报》等。

中国女学会初名为女学堂，其创办的宗旨，据经元善后来的叙述，显然是为了应对甲午战败之后的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也是当时国内舆论界兴办女学、重振民族雄风的必然结果。

经元善说：“甲午后，创巨痛深，朝野之间竞言兴女学，今议开办女学以翼中国自强本计。”

他认为，社会的构成本来就是男女两性，如果中国人口总数一半的女性无法接受教育，那么中国的自强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使妇而无学，何以为劝勉之资乎？”

“感切世变，每以今日中国不振，归咎于二千年女学不开。”

所以中国的未来出路就在于能否将占中国人口总数一半的女性的智慧开发出来。

“中国人数号为四万万，而妇女因不读书，遂不能明天下之事，凡言论事功，皆依靠男子，则中国人去其一半矣。

西人谓吾为半教之国，乍闻之必愤惊，然细思之，非半教而何也？”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经元善遂邀集同志创办中国女学会。

11月15日，中国女学堂在上海一品香举行第一次会议，张謇、林乐知、斐理思、汪康年、吴保初等数十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宣布中国女学堂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会上还就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规定。

关于女学堂的经费，他们除了向政府当局申请资助外，主要的是依靠社会各界的捐助，并交给已经成立的上海不缠足会代为保管，凭经元善、康广仁、梁启超三人的签名字条支取，其收入支出状况按月在《时务报》及上海各日报上公布。

会议还决定中国女学堂的堂址设在沪南桂墅里，校舍的建设争取在翌年3月完工，第一批计划招收3个班，约60人。

经过紧张的筹备和会商，中国女学堂发出公启，宣布于12月6日“大会中西女客”

，此公启的单行本署名“中国女学会”

，而发表在《申报》上的文字则为“中国女学堂”

，表明此会的名称在此时已有了某些调整，也表明中国女学会的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

12月6日，中西女客122人在张园如期集会，讨论女学会的发展事宜及女学堂提调沈瑛拟定的女学堂条规。

根据中国女学堂的章程规定，该学堂起先聘有专职教习4人，中文西文各半；堂中设提调2人，中西各1人，常驻学堂，负责处理学堂的日常事务，领取薪水；设不领薪水的外董事12人，皆以曾经捐款之人之子、若父、若兄弟为之，负责筹款及延聘教习、提调等学堂大事。

女学堂在开办之初设有专门之学三科，即算学、医学和法学。

三科之外别设师范科，专门讲究教育童蒙之法。

堂中功课，中西文各半，皆先识字、次文法，次读各门学问启蒙粗浅之书，次读史志、艺术、治法、性理之书。

中国女学堂的创办，在当时引起了各方的高度关注。

南洋大臣刘坤一予以褒奖，以为“此举有益，可开风气之先，并准刊用木质关防，以昭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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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元善动员自己的家人率先认捐开办费400元、常年费60元。

在他的带动下，上海各方人士的捐助也有不少，以为此举为当时应办之事，仅半年时间，就有102位女界人士捐款，筹集开办费6130元，常年费57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