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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新团体与新报刊（第9页）

年长汪康年近20岁的杨文莹似乎与汪氏家族有着某种亲戚关系，而其辈分似乎也比汪康年要低一辈。

或许正是这种复杂的关系，使杨临在创办群学会的时候，首先想到找汪康年帮忙。

1897年2月16日，他致信汪康年报告将要成立的群学会的准备情况及成立宗旨，还告诉汪康年，群学会的会址设在杭州丰乐桥直街觉苑寺，并已请到慈溪承甫费先生出任会中掌教。

他请求汪氏践行在《时务报》第17册告白中的承诺，即各省学堂学会均可获得免费赠阅的《时务报》一册。

1897年3月3日，群学会如约正式开馆，第一期共招收学生12人，住校者4人，其余的则隔日到校。

按照该会拟定的《习算条例》规定，该会的基本宗旨是研讨中西算学，教学方法实际上介于传统的书院和新式学堂之间，掌教尽其所能进行讲述，而学生则逐日笔记，自行阅读，记录自己的研究心得，也可进行自由研讨，强调“中西两派殊途同归，各抒己见，正可互相发明，幸弗伐异同党，致开聚讼”

。

从兴浙会的宣言看，这一团体显然具有政治目的，而这一政治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改革政治，而是具有明显的反清诉求。

因为从它所表彰的五位民族英雄的事迹看，至少兴浙会的参与者已渐渐地对清政府失去了信赖和信心，他们已经不愿意继续扶持清王朝的变革，开始倾向于反对清王朝。

根据兴浙会章程的约定，该会以研讨刘、于、王、黄、张五公的学问为职志，但也不排斥与会者博览群书，更不鼓励与会者墨守成规，独守五公之学，而是鼓励学者各从性情所近，研讨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历代典章制度，“大抵以《周礼》、两戴记为最要，由训诂通大义，足以致用。

史以三史、《隋书》、《新唐书》为最要，所谓五世之庙，可以观怪。

子以管、墨为最要，至荀子则入圣域，固仲尼后一人。

持衡诸子，舍兰陵其谁哉？”

可见盛赞管子、墨子及荀子的学说。

至于经世之学，兴浙会的章程主张“法后王”

，以为“虽当代掌故，稍远者亦刍狗也。

格致诸艺，专门名家；声光电化，为用无限。

而学者或苦于研精覃思，用心过躁，卒无所成。

……大抵精敏者宜学格致，驱迈者宜学政法。

官制、兵学、公法、商务，三年有成，无待焠掌。

且急则治标，斯为当务。

若自揣资性与艺学相远，当亟以政法学为趋向。”

它将向西方学习视为当时中国最急迫的任务。

在具体的研讨内容上，兴浙会一如邹代钧的地图公会那样，格外强调舆地学的重要性，认为应该借鉴西方近代以来的地理学方法重新绘制中国地图，尤其是对浙江的地理环境更应该有新的认识，强调兴浙会应该致力于浙江地理方與之学的研究。

此外，《兴浙会章程》还提出，要设法研究和变化浙人的“文弱”

气质，这一点似乎开了后来的“军国民教育”

的先声。

兴浙会在成立之初，设会长一人，会董二人，皆以平等相待。

会长必取博综古今、通达经济的学人担任，会董则必取敏练庶务、综核名实、具有极强办事能力的人担任。

会董常驻省城，负责与遍布全省的会员进行联系和沟通，会员中凡有著述甚佳者，既经会中同人评议，复有会长同意，即由会董刊为报章，每月一册，此即后来兴浙会的会刊《经世报》之来历。

会中的经费，一如当时其他团体一样，除了个别大额的捐赠外，主要依靠会员的会费。

至于该会将要从事的主要工作，《续拟兴浙学会章程》也对章太炎先前研讨、弘扬浙中先贤的民族精神予以放弃，而改为以著书劝世为第一要务，更使章太炎无法接受的是颂扬孔教成为学会的一样重要工作。

这些普及教育的工作固然重要，兴浙学会也确实值得去做，但显然这种变化已与兴浙会成立之初的宗旨相差太远了。

1897年8月中下旬，浙江秀水人董祖寿在《经世报》第3册发表《学会兴国议》，对中国传统的教育体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提出兴学会以救中国的政治主张。

他强调，中国自甲午战败之后，虽然变法维新的声音在国中此伏彼起，朝野俱有共识，但中国的教育体制却没有在这变法维新的声音中有真正的变革，“朝廷以八股试帖取士如故也，书院以帖括词章课士如故也。

所谓岁科乡试兼取算学格致时务者，不过考据而已；所谓书院添课算学格致时务者，不过皮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