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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播散维新种子（第1页）

第一节　播散维新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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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曾国藩创建湘军、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湖南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直居于重要的位置。

但曾国藩去世之后，李鸿章与淮军相继崛起，皖籍军人与政客一度在中央政权中取代湘籍军人与政客成为主导性的力量。

所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并不是整个中国军队的失败，实际上只是淮系军阀与淮系政客的失败。

所以在淮系军队一败朝鲜，再败辽东之后，中国政府并没有彻底失望，而是企图重温“中兴名臣名将”

的旧梦，选派湘军将领领命出征，企图挽回败局。

时任湖南巡抚的吴大澂也有意于重振湘军昔日的辉煌，故主动请缨。

清政府遂命令湘军将领魏光焘、陈湜、李光久、余虎恩等招集兵勇，开赴前线，并令吴大澂募集湘勇北上。

有了清政府的命令，吴大澂在省内开设“求贤馆”

，延揽人才，而湖南士人也群情激昂，以为重振湘军的辉煌、打败日本犹如探囊取物。

然而，当时的日本不是昔日的太平天国，吴大澂苦心经营的新湘军实际上只是一群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他们在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一败牛庄，二败营口，三败田庄台。

湘军的连连败绩震动了国人，更震动了一直处于虚骄状态的湘人，“湖南人始转侧豁寤，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馁矣”

。

湘军的失败是湖南人的奇耻大辱，但湖南人并没有在这次失败之后一蹶不振，而是很快形成一种寻求变革、追求进步的新风气，并与京师、上海等中心城市的维新思潮遥相呼应。

1895年10月，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由于他的开明引导与鼓励，湖南的维新运动较其他省份更早发生。

陈宝箴向来推崇曾国藩、左宗棠、曾纪泽、郭嵩焘等湖南先贤的思想与事功，就任之初即以开化湖南为己任，锐意进取，致力于革新。

他以为湖南地处内陆，向以守旧而闻名，拒斥西方近代的新思想与新文化，所以湖南要想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锋，就必须在思想观念上进行彻底的更新。

他到任之后，迭与湖南省内的官绅反复磋商，寻求振兴湖南的根本办法。

在经济上，陈宝箴认为只要是有利于湖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新举措，都应该给予支持和扶植，很快成立了湖南矿务总局，主持开发湖南的矿产资源；又倡导修建湘粤铁路，企图以湘粤铁路的开通带动湖南社会风气的根本改变。

湖南一批具有近代特征的新兴实业，差不多都成立于陈宝箴任内。

在开发经济的同时，陈宝箴更注意文化观念的转变和教育制度的更新。

他和1894年出任湖南学政的江标一起，提倡经世之学，以改变士风、开创新的社会文化风气为己任。

同时着力整顿旧式书院，购置不少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科学书籍和实验仪器，并设立舆地、算学、方言等学会，试图将旧式书院改造成培养新式人才的基地。

陈宝箴、江标的思想认识和这些做法深深地影响了湖南知识界，从而使湖南知识界很快形成一批具有维新思想、变革精神的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后来湖南新政的顺利推行准备了有用的人才。

与湖南官方倡导变革几乎同步而行的，是湖南民间新势力的自发维新运动。

1895年7月，在外漫游多年、具有维新思想的湖南青年知识分子谭嗣同致函乃师欧阳中鹄，提出在湖南进行变法维新的系统主张，以为中国的变法必须先从改变中国的知识分子始，只有知识分子的知识构成发生了大的变化，才能带动中国社会的大变化。

而要改变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构成，又必须先从改变传统的科举制度始，“从士始，则必先变科举，使人人自占一门，争自奋于实学”

。

基于这种认识，谭嗣同建议欧阳中鹄及湖南学政江标先从一县进行改革试验，在浏阳创办一算学格致馆，造就有用的人才，为即将到来的变法维新运动服务。

根据谭嗣同的建议，欧阳中鹄在湖南积极筹备，准备将浏阳县原有的书院改为习格致诸学，并以算学为入手之始，同时计划将南台书院直接改为算学馆，但遭到了守旧势力的竭力反对。

谭嗣同得知这些情况后，迅即邀请具有维新思想，并在湖南学界略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唐才常、刘善涵等人联名禀请湖南学政江标，继续表达将浏阳南台书院改为浏阳算学馆的要求，指出：“算学者，器象之权舆；学校者，人才之根本……考西国学校课程，童子就傅，先授以几何、三角术，以后由浅入深，循序精进，皆有一定不易之等级。

故上自王公大臣，下逮兵农工贾，未有不通算者，即未有通算而不出自学堂者。

盖西国兴盛之本，虽在议院、公会之互相联络，互相贯通，而其格致、制造、测地、行海诸学，固无一不自测算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