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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播散维新种子（第2页）

故无诸学无以致富强，无算学则诸学又靡所附丽。”

他希望江标转饬浏阳知县同意将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

这一建议正合乎江标的主张，江标遂于1895年9月批准了这一方案，并决定在当年的乡试中“搜取试卷中之言时务者拔为前列，以为之招”

。

但浏阳知县仍借故拖延，拒不执行，浏阳南台书院改为算学馆的计划似乎并没有成为现实。

有了江标的支持，欧阳中鹄、唐才常等人开始自行筹款，于浏阳文奎阁创办了算学社，聘请新化晏孝儒为教习，开始讲授算学。

最初入学者仅16人。

人数虽少，但这是湖南境内开始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最初起点。

“浏阳果大兴算学，考算学洋务，名必在他州县上，至推为一省之冠。

省会人士始自惭奋，向学风气由是大开。

"1896年，浏阳算学社的规模继续扩大，欧阳中鹄等人遂将算学社改名为算学馆。

制定章程规定公推7人主持馆务，馆中设山长一人，监院一人，负责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规定入学生员除学习规定的算学外，也应“余时温习经史，阅看外国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学、格致诸书及各新闻纸。

其有心得及疑义，与夫应抄录以备遗忘者，即随时分类录入杂记。

每日杂记，无论行楷，总需过百字。

有分数可相比较者，列为图表。

有变通可须发挥者，即作论说、杂著。”

谭嗣同、欧阳中鹄等人创办算学馆、改革旧式书院的想法与做法既合乎当时的思想潮流，也合乎清政府的政策。

从思想潮流方面说，在甲午战争之后，包括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内的所有进步思想家在反省中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时，差不多都追因于中国旧式教育体制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中国旧有的具有上千年传统的旧书院体制已经全面变质，19世纪80年代就已有人指出，现存书院有名无实者十居八九。

即便那些依然进行正常教学活动的书院，其所传授的内容已经严重过时，“或空谈讲学，或溺志词章，既皆无俾时用，其下者专摹帖括，注意膏奖，志趣卑陋，安望有所成就？”

所以，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敏锐地指出：“吾今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这就将改变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前此所未有的高度。

在清政府高层官僚中，也有一些人比较早地意识到中国旧有的教育制度必须改变，西方的新式教育体制应该有计划地引进。

1896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向清政府建议命令地方各省、府、州、县设立学堂，并请在京师设立大学堂。

17日，清廷从陕西州抚张煦奏，立格致书院于泾阳。

7月，山西巡抚胡聘之等奏请变通书院章程，主张书院教授天文、算学、格致等具有实用价值的新学科。

8月11日，清政府批准李端棻的建议，命令各省推广学校，致力于实学。

8月21日，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办法六条。

10月，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

1897年3月，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各省都应该在各自的省会城市另行设立格致等学堂。

清政府同意了邓的建议，此后各省兴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

这也是湖南时务学堂之所以成立的大背景。

湖南时务学堂成立与湖南乡绅王先谦等人的实业活动有关。

陈宝箴就任湖南巡抚之后，对于湖南省的实业开发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

1896年，湖南地方乡绅王先谦联络黄自元等人，集股创办机器制造公司，名“宝善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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