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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播散维新种子（第3页）

宝善成公司原为官督商办，由王先谦始终经理其事。

公司成立之初，购买有各种机器，且有小锅炉一具，刨床、车床各一台，计划制造电气灯、东洋车等，1897年在长沙创设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发电厂，由是长沙省城开始有了电灯照明。

宝善成公司在经营实业的同时，也注意在文化教育事业上的投资，1896年冬，王先谦、张雨珊、蒋德钧、熊希龄等公司高层负责人为了扩大公司的业务规模，向陈宝箴申请30000两的资助，陈在申请报告上批道：“公极则私存，义极则利存。”

这两句带有多重含义的批语使王先谦等人极不高兴，以为未办事而先受申饬，遂改为少用公款而多用民间资本。

嗣后不久，参与其事的蒋德钧更觉得宝善成公司“迹近谋利”

，不太合乎他们原先创办该公司的宗旨，于是提议在机器制造公司之下也即宝善成公司之下设立时务学堂，推广工艺。

这大概是湖南时务学堂的最早动议。

蒋德钧提议创办时务学堂归属于机器制造公司即宝善成公司，这个学堂的创建目的似乎也只是为了推广工艺，计划招收二三十名学生，常住局中学习制造；并计划聘请一位通重学、汽机等学的老师主持其事，“俾日与诸生讲解制造之理，并随时入厂，观匠人制造”

。

这似乎带有机器制造公司培训人才的意味。

机器制造公司创办学堂的计划，由公司负责人王先谦等领衔上报湖南巡抚陈宝箴，这一计划与陈宝箴的思路不谋而合，陈宝箴于1896年12月将这个计划批准立案，并将之命名为“时务学堂”

。

时务学堂的性质似乎也由此而变，因为陈宝箴在批准创办时务学堂的同时，还同意每年从湖南省矿务赢利中划拨3000两作为学堂的常年经费，并经清廷批准，援天津、湖北武备学堂的先例，每年于正款项下划拨1.2万两，酌充时务学堂和湖南武备学堂的常年经费。

这样一来，时务学堂虽然由王先谦等人动议创办于机器制造公司之下，但现在实际上成为湖南省政府下的一个机构，享有与官办武备学堂同等的待遇。

时务学堂收归政府主办之后，在名分上仍是机器制造公司的下属机构，“开局之初，刊发关防，本以机器制造公司时务学堂为名，欲令教授学徒，俾通制造”

。

当时，除了王先谦之外，还有熊希龄、蒋德钧、张雨珊、陈程初一同受命负责，熊希龄因有他事，在最初阶段并没有到任，蒋德钧、陈程初参与过二三次会议，唯王先谦、张雨珊在一起主持其事约年余。

在最初阶段，他们因商股难以招集，建议两江总督刘坤一将湖南盐斤加价二文，盐行余厘项内每百斤补收二分，以作为机器制造公司及时务学堂的经费。

他们的报告已经写好，适蒋德钧有事前往上海，就决定由蒋自带面商于刘坤一。

不料，熊希龄擅自“改窜禀词，专以时务学堂为言”

。

所以，待刘坤一批准这一方案后，机器制造公司的各位主管就此发生了分裂。

蒋德钧飘然入都，不再回湘。

而熊希龄则以避免责成不专、互相推诿之敝为由，建议将制造公司中的轮船、制造、学堂三事分开，由熊希龄独任时务学堂事宜。

熊希龄接手时务学堂的管理责任后，遂邀谭嗣同、黄遵宪等人参与其事。

黄遵宪为新任湖南按察使，他得知时务学堂创办后，即向巡抚陈宝箴、学政江标竭力推荐《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担任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时务报》的翻译李维格（峄琴）任西文总教习。

1897年9月9日，黄遵宪致函《时务报》总理汪康年，称“学堂人师为天下楷模，关系尤重”

，他劝汪氏从维新事业的大局考虑，同意梁启超、李维格二人来湘主持时务学堂的学政。

与此同时，湘中人士谭嗣同、熊希龄、邹代钧等也纷纷“劝驾”

，甚至声言如果汪康年不同意放梁启超、李维格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他们不惜“蛮拉硬作”

。

在这些友人的反复动员下，汪康年同意梁启超、李维格赴湖南兼任时务学堂的中西文总教习。

在梁启超抵达长沙的时候，时务学堂在陈宝箴、熊希龄、黄遵宪等人的筹办下已经成立，1897年9月，时务学堂的创办手续已经基本完成，常年经费也已经落实，办学所需的图书仪器或已购置，或正在置办，筹办工作已经大体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遂由陈宝箴出面发布《招考新设时务学堂学生示》，既介绍时务学堂设立的原委，又鼓励青年学子勇于报考时务学堂。

根据他在这篇文章中的说法，时务学堂计划招收120人，均由各府厅州县学官绅士查报汇册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