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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播散维新种子（第4页）

惟早一日开学，即早收一日之效，而建造学舍尚需要时间，所以第一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一面拓地建筑校舍，拟先行招收60人入学，其余的60个名额俟校舍建筑略有头绪时再由各府厅州县录取选送。

在谈到学堂的教学内容及学生的未来出路时，陈宝箴强调：鉴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均有精微，而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必以中学为根本。

惟所贵者不在务博贪多，而在修身致用。

诸生入学三四年后，中学既明，西文既熟，即由湖南省政府负责选择数十名优等生，由政府提供经费，或送往京师大学堂继续就某项专门学问进行深造，考取文凭；或公费送往国外，就水师、武备、化学、农商、矿学、商学、制造等专业进行深造。

待这些学生学成归来，省政府再按照每人的情况加以提拔使用。

至于那些依然愿意由正途出身者，陈宝箴许诺他们可以作为生监，一体乡试，获取功名。

这一举措在科举制度仅仅开始松动而并没有真正废除的条件下，应该说对于那些青年学子极具吸引力。

陈宝箴的《新设时务学堂学生招考示》发布之后，在湖南省境内各府厅州县获得了广泛的反响，至9月24日正式考试的时候，“诸生投考者至四千余人”

。

经过较为严格的考试，最后录取了40名，陈宝箴原计划第一批录取60名并没有实现，坚持了宁缺毋滥的原则。

当湖南时务学堂的招生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梁启超还没有离开上海，他与熊希龄等人之间书信往来，就学堂的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人员配置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磋商，他根据自己追随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及所知广雅书院、两湖书院的教训，坚持分教习必须由学堂总教习自主聘任，否则总教习与分教习发生分歧，或观念差别太大，势必影响学堂的教学质量。

熊希龄等人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梁启超聘任其同门好友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三人为中文分教习。

在教学方法上，梁启超认为新办的时务学堂应该兼容旧式书院和新式学堂两者的优点，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新式学堂的教学方法进行讲授；专学中学不学西文者为外课，用旧式书院的教学办法进行传授。

他觉得既然准备在时务学堂花费一两年的时间、心力，那么就应该尽量多地培养出一些有用之才，所以在招生规模上，他主张教授四五十人与教授一两百人所花费的时间、心力相去并不太远，所以在招生规模上不必太保守，而应该多多益善。

他的这些建议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步成为时务学堂的主导思想。

1897年11月14日，梁启超偕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及西文总教习李维格从上海抵达长沙，稍事准备，即于11月29日正式开学。

梁启超到了长沙之后，正式公布《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共十章，以此作为时务学堂的办学原则。

这十章的内容分别是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

从形式上看，这个学约更多的是继承了传统儒家尤其是宋明儒学的讲学遗风，强调了个人修养的“内圣”

功夫，然后再以“内圣”

开出“外王”

，培养出合乎时代需要的人才。

但在实际上，这个学约在继承儒家思想精华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向西方学习，即便是在“经世”

的层面，也强调学生在深通儒家六经制作之精意的同时，证以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求治天下之理。

显然，梁启超的心目中，实际上是期望时务学堂能够成为即将到来的变法维新运动的人才基地。

时务学堂的功课，梁启超也有比较独特的设计。

他将这些功课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学生入学后半年必须修的博通学，其中包括儒家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历史地理以及比较浅显的自然科学基础等。

这门课所用的教材主要有《孟子》《春秋公羊传》《礼记》《论语》《荀子》《管子》等先秦诸子之作。

其教授方法，主要是指导学生反复研读这些经典，仔细体会其中的“微言大义”

，如《孟子》中的民权思想，然后指导学生用中外政治法律进行比较参证，使学生充分理解变法维新的历史必然性。

经过大约六个月的所谓博通学的训练之后，学生将按照各自的志趣和特长选择不同的专门学，从而使之学有专长。

专门学主要有公法学、掌故学、格致学及算学等。

只是在学习专门学的时候，学生仍应就博通学中一些书目进行学习。

在要求学生所读的书目中，由于种类太多，梁启超又将之分为“专精之书”

和“涉猎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