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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播散维新种子（第5页）

专精之书由总教习或分教习负责全部讲授，循序渐进，仔细体会，认真研读。

此类书约占每天学习时间的610.涉猎之书，则由教习指导略加浏览，约占全部学习时间的410.不论是专精之书还是涉猎之书，梁启超都要求学生随时作札记，每日将所读之书，按照书名、篇名等详细注明，或写出自己的阅读心得，或抄录书中的内容。

这些札记每隔五天上交一次，由总教习和各位分教习批阅评定。

梁启超刚到长沙出任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时候，受到湖南各界各方面的一致欢迎，到达的当天，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公子陈三立、湖南学政江标、湖南按察使黄遵宪、时务学堂代总教习皮锡瑞以及湖南官绅、社会名流邹代钧、熊希龄、唐才常等前往迎接，学堂全体师生更是齐集学堂门前燃放鞭炮予以欢迎。

第二天，人们又在北门内左文襄公祠堂设宴为梁启超一行洗尘。

在此后的几天里，梁启超的住处每天都是宾客盈门，甚至连湖南最有名的守旧派人物王先谦在梁启超刚到的时候，也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对梁尊礼有加，曾专门设宴唱戏，以示欢迎。

然而没过很久，梁启超却与湖南的旧势力发生了极为激烈的冲突。

在《时务报》主持笔政的时候，梁启超就有意于宣传乃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和新学伪经说，只是受制于张之洞一系和与《时务报》创建诸人的约定，梁启超在宣传乃师的主张上，还显得比较谨慎和克制。

然而到了时务学堂，他觉得这些约束已不复存在，故而敢于放言高论，无所顾忌。

他在重印康有为的《长兴学记》的时候，有意鼓吹康有为创立新孔教的意义，提出“推孔教以仁万国”

。

在其所撰写的《读西学书法》中，梁启超认同康有为新学伪经的说法，强调学生应该知道孔子之为教主，应该知道儒家六经皆为由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书，应该知道东汉以来所畅行的所谓古文经学并不是儒家的正宗，而是刘歆的伪造，应该知道东汉以来以训诂名物为基本特征而至乾嘉时代鼎盛一时的所谓汉学也非儒学正统，而是儒学的变异与无聊，应该知道三代以后中国君权日尊、民权日衰是中国积贫积弱之根源，而导致这一恶果最有影响的人物则是秦始皇、元太祖、明太祖。

凡此种种激烈的言论，势必开启与湖南思想界旧势力的争论。

为了指导学生阅读《春秋公羊传》和《孟子》，梁启超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著有《读春秋界说》和《读孟子界说》两篇文章。

前者借用乃师的观点，强调《春秋》为孔子托古改制而制作的以教万世的著作，《春秋》为明义之书，而非记事之书。

《春秋》立三世之义，其目的就是为了以明古往今来天地万物递进的道理。

后者将孟子视为儒学的正统，以为孟子所传的大同之义，都属于儒家思想最有价值也最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至于《孟子》中的民权思想，梁启超也作了极致的发挥，以为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民权思想具有相似或相近的地方。

这显然也是乃师康有为大同学说的翻版。

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时代更激烈的言论还不在自己写作的文章中，而是在批阅学生札记时所反映出的那些言辞中。

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写读书笔记。

这些学生在梁启超的指导下，本来就读过不少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法律方面的翻译书籍，受到过基本的启蒙教育，而当他们再听到梁启超的启发式演讲和阅读梁氏那些具有异端倾向的文章之后，学生在札记中的言辞自然容易出现激烈的异端倾向，而梁启超的批语则更与这些激烈的思想倾向相呼应、相激**。

比如有的学生在札记中提及民权学说，而梁启超在批语中则借题发挥，强调《春秋》大同之说就类似于西方的民权，如果将六经中关于民权的文字汇集起来，肯定是洋洋大观。

有的学生在札记中提及议院，梁启超也就此多有发挥，积极提倡。

他认为，议院制度虽然创制于西方，但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传统中也多有类似或相近的意思，只是中国的君主专制时间太长，议院制度在中国就没有从思想转化为实践的可能。

至于有学生在札记中提出废除跪拜式的旧礼仪，梁启超在批语中表示极为赞成，甚至强调中国如欲变法维新，就应该从天子降尊始，这样如果不先废除跪拜礼仪，上下仍习虚文，就不仅为外国人所嘲笑，也无法建构合理的政治体制。

有的学生提到改正朔、易服色这一中国自古以来作为改朝换代的象征问题时，梁启超在批语中也不加回避，而是直抒己见，不但将改正朔、易服色与即将到来的维新变法运动联系起来，声称：“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

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而且由此引申，梁启超毫无顾忌地声讨清兵入关后残杀汉人的野蛮行径，“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

称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故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

这显然已经不是帮助清政府的“自改革”

运动，而带有势必推翻清廷、改朝易代的意味了。

不过，梁启超的这些极端言论均在时务学堂内部发表，由于时务学堂的学生全部住校，这些极端言论所发挥的作用也只在学堂的内部，学堂内部的空气日日激变，而学堂的外面并无人知晓。

所以，在时务学堂开学之后最初的几个月里，湖南各界对时务学堂很恭维，比较一致地认为时务学堂在梁启超费心思的操持下总算走上了正轨，教员比较卖力，学生也知道用功。

然而到了是年春节放年假的时候，来自全省各地的学生离开学堂回到各地，他们将那些具有异端思想的札记及教习们的批语散布出去，于是“全湘大哗”

，“引起很大的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