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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播散维新种子（第6页）

，甚至为后来发生的戊戌政变都提供了最有力的口实。

1898年3月3日，梁启超因故暂时离开长沙，随着梁启超的离开，攻击时务学堂的流言蜚语开始在长沙学界散布，或谓陈宝箴对梁启超已经有了意见，或谓陈宝箴将调王先谦取代熊希龄出任时务学堂总理，由叶德辉出任总教习，或指责熊希龄不该聘请粤人出任分教习，指责熊更不该同意梁启超让学生读《春秋公羊传》，散布康有为的异端邪说，“议论纷纷，是非莫辨”

。

谣言的流传对时务学堂构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再加上梁启超已不在长沙，学堂分教习韩文举、欧榘甲、叶觉迈三人对谣言的传布极为愤怒，相率辞职，后在唐才常的再三挽留下，勉强留了下来，但心中的不满并没有平息。

6月30日，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杨宣霖、黄兆枚、刘翊忠、彭祖尧等上书山长王先谦，以维护纲常名教、忠孝节义为名，肆意攻击黄遵宪、徐仁铸，主要目标对着时务学堂和梁启超。

他们强调，湖南民风素来淳朴，本为一安宁的世外桃源，不料黄遵宪到湖南后，提倡什么民权之说，民风为之稍变；而自徐仁铸来后，肆意传播康有为的异端邪说，湖南风气为之大变；自熊希龄力邀梁启超主持时务学堂之后，由于梁启超为康有为的大弟子，大畅师说，鼓吹什么孔子改制、新学伪经之类的东西，深刻地影响了湖南青年学子，改变了湖南原本纯正的学风。

他们指出，康、梁所用以蛊惑人心的，不外乎什么民权、平等这些口号，而中国及湖南目前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

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

他们还搜集梁启超等教席所批学堂课艺日记等作为证据提供给王先谦，请求王先谦利用自己在湖南学界的影响力，要求湖南当局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辞退梁启超等新派教习，另聘品学兼优者接管时务学堂。

收到宾凤阳等人的检举信之后，王先谦也对梁启超等人在湖南肆意传播康有为的异端邪说深表不满，大为震惊。

他指出：清政府鼓励开办新式学堂的目的是为了采纳西学，并不是让中国人去信奉西教。

西教的流行，在中国已有不可阻挡之势，但真正的西教也有其合理的地方。

而康、梁今日所以惑人，自为一教，并非真的西教。

其言平等，则西方国家也并没有完全做到平等；言民权，则西方国家或有君主，或有总统，也并不是将国家权力交给人民。

王先谦说：“康梁谬托西教，以行其邪说，真中国之巨蠹，不意光天化日中，有此鬼蜮！

今若谓趋重西学，则其势必至有康梁之学，似觉远于事情。

且康梁之说，无异叛逆，此岂可党者乎？彼附和之者，今日学堂败露，尚敢自号为新党乎？”

显然，在王先谦看来，梁启超在湖南放肆地鼓吹康有为的异端邪说，就不仅仅是个新旧思想的学术论争，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清廷的合法性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王先谦即联络湘籍守旧士绅叶德辉、张祖同、孔宪教、刘凤苞、蔡枚功、汪概、黄自元、郑祖焕、严家鬯等联名于1898年6月10日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附录宾凤阳等人禀词，控告梁启超借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之机，“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民权之说”

，“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

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

始自会城，浸及旁郡。

虽以谨厚如皮锡瑞者，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

而住堂年幼生徒，亲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

是聚无数聪颖子弟，迫使斫其天性，效彼狂谈，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

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

上书中除了控告梁启超外，尚涉及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以及湘省维新人士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鼎等人。

他们请求陈宝箴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诸人。

王先谦等人的请求义正辞严，似乎应该能够获得陈宝箴的同情和支持。

无奈在王先谦等人的上书送达陈宝箴的时候，陈宝箴已经获悉在长沙街头到处流传的署名宾凤阳等人的揭帖，此揭帖的内容除了王先谦等人致陈宝箴书中的控告外，还有不少对时务学堂的污蔑不实之词，如称“学堂教席争风，择堂中子弟文秀者，身染花露，肆性**”

等，这就有点捕风捉影、不负责任了。

结果，待王先谦等人的控告函送达陈宝箴的时候，陈宝箴就接获了时务学堂控告宾凤阳等人污蔑时务学堂的函件并附有宾凤阳等人署名的揭帖。

陈宝箴大为光火，觉得此揭帖“丑诋污蔑，直是市井下流声口，乃犹自托于维持学教之名，以图报复私忿。

此等伎俩，阅者无不共见其肺肝。

若出于读书士子之手，无论不足污人，适自处于下流败类，为众论多不齿耳。”

陈宝箴批示指出：此等下流污蔑之语，对于被诽谤的学堂和学堂教席毫无所损，但其根本用意是为了解散时务学堂，阻挠新政之推行，既违背了朝廷兴学育才之至意，又大为人心风俗之害，于是他指示总理学堂事务布政司立即查明此事，彻底查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