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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播散维新种子（第7页）

王先谦闻讯后也极为恐慌，立即致函陈宝箴进行辩解，声称遍询诸人，均未见长沙城中有此揭帖，他认为此揭帖可能是那些不怀好意的“痞徒”

乘机播弄是非，有意向宾凤阳及岳麓书院栽赃。

他还向陈宝箴保证，宾凤阳是岳麓书院“品学俱端”

的学生，决不会有此“造言恶习”

。

他甚至流露出自己的委屈，有意辞去岳麓书院山长的职务。

陈宝箴收到王先谦的这封辩解信之后复函道，此揭帖中的下流污蔑之语虽不能遽然断定为宾凤阳等人所为，但以理度之，如果为人假托，宾凤阳等如果品学皆端，见此等市井下流之词，俨然指为己出，必且面赤背汗，于心不安，即使不顾及受到诽谤的人与之为难，亦当考虑用什么办法进行辩白，有以自处，而宾凤阳等人却选择了持续沉默，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了。

他劝王先谦相信事实总会调查清楚，既不要过于偏袒自己的学生，更不必因此而辞职。

收到陈宝箴的复信后，王先谦第四次致函陈宝箴进行辩解，而陈宝箴也再复书坚持自己的看法。

不过，陈宝箴还是给王先谦留足了面子，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王先谦等人并没有就此停止对湖南维新势力的打击，他以岳麓书院山长的身份联络城南、求忠两书院，以三书院学生的名义邀请湘省绅士订立所谓《湘省学约》，进一步攻击时务学堂和梁启超等人。

他们声称湖南开办时务学堂，本为当务之急，凡属士民，无不闻风而起。

但学堂用人不当，竟然聘请广东举人梁启超出任中文总教习，广东人韩文举、叶觉迈等为分教习，他们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

，他们大张其师康有为之邪说，蛊惑湘人，无知之徒，翕然从之，其始在随声附和，意在趋时；其后迷惑既深，心肠顿改。

“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甚谓何种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臣民平权、君统太长等语。

……似此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光天化日之下，魑魅横行，非吾学之大患也哉！”

他们企图通过《学约》中所标明的正心术、核名实、尊圣教、辟异端、务实学、辨文体、端士习等内容，继续约束青年知识分子追随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思潮，进而阻止湖南正在开展的新政活动。

湖南的维新势力和守旧势力一样强大，面对守旧势力的不断挑衅，维新势力也从没有放弃过反抗。

当王先谦等人《湘绅公呈》送达陈宝箴之后的第三天，即1898年7月13日，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联合湘籍户部主事黄膺、翰林院庶吉士戴展诚、前广西知县吴獬、候选训导戴德诚等，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呈递“整顿通省书院”

的请求，针对全省书院的积弊，提出从七个方面进行整顿：（1）定教法，聘请纯正博学、兼通中西的著名学者编订教法章程；（2）端师范，书院不再由庸陋之绅士占据山长的位置，而是聘请明正通达之士担任；（3）裁乾修，即裁去那些不称职的书院山长的薪酬；（4）定期限，规定书院山长不能任意决定到院时间，规定凡山长住院每年以十个月为度，不得视书院为传舍，致负朝廷殷殷教育之至意；（5）勤功课，厘定各书院课程，规定书院课程虽不能照新式学堂那样中西并学，亦须令学生每日必呈札记一条，由山长亲自评阅，不能再托人点窜；（6）严监院，改革书院内部的管理制度，废除由学生选斋长的办法，改为任命本地教官为监院，或以绅士充当，限令住院，申明条规，免滋流弊；（7）速变通，从前山长多半守旧、不通时务，若听其主持书院，则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应仿江苏另延山长的办法，将本年束脩全行致送，另筹款项，邀请博学者主讲，以免旷时弛业，致误学生前程。

这些建议不仅切中湖南各旧式书院的时弊，而且所批评的内容多为针对王先谦为山长的岳麓书院等而发，故而也是对湖南守旧势力的有力反击。

熊希龄等人的反击固然有助于湖南维新势力的增长，但湖南巡抚陈宝箴出于息事宁人、平衡大局的考虑，对王先谦欲以挽留，下令免去熊希龄的时务学堂总理职务，委派黄遵宪、汪贻书主持，之后又将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等辞退。

时务学堂与湖南旧势力的冲突获得暂时的平息，而湖南的维新势力却因此蒙受巨大的伤害。

时务学堂虽然因梁启超的离去、熊希龄的去职而基本结束了它在维新运动早期的使命，但其在维新运动史上的历史功绩还是值得人们记忆的。

首先，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极大地刺激了湖南省内各府县开明士绅改革旧式书院、创办新式学堂的热情。

在此之后不久，岳州府巴陵、平江、临湘、华容等县士绅仿照湘省校经书院章程，改岳阳书院课程为经学、史学、时务、舆地、算学、词章等六门。

宝庆府武冈士绅将鳌山、观澜、峡江三书院，一律改课实学，课程分为经义、史事、时务、舆地、兵法、算学、方言、格致等八门。

浏阳士绅也计划将该县六个书院合并为一所规模较大的致用书院，后因县内守旧势力的阻挠没有成功，只能将南台书院辟为讲舍，进行新式教育。

郴州士绅在新式教育的影响下，也集资创办了经济学堂，致力于培养通达时务的新式人才。

所有这些，应该说都是在时务学堂的影响下所发生的。

即便从办学成果看，时务学堂也为湖南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对西方近代以来的新思想、新学说有相当体会的新型知识分子，为湖南正在开展的新政运动及全国范围内的维新变法运动输送了一批人才。

首批40名学生在此后的10余年间大半死于国事，在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反袁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如自立军起义时牺牲的林圭、秦力山，反袁运动中的领袖人物蔡锷等。

更重要的是，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办，尤其是在梁启超等人主持下，对于开通内陆省份湖南的风气，对于冲击湖南的守旧势力，都发挥了无以伦比的巨大作用。

学生们得到了一种新的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向外传播，极大地改变了湖南的社会风气，湘中志士于是靡然发奋，湖南很快成为全国瞩目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