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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转移风气（第1页）

第二节　转移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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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时务学堂开办前后，湖南的维新局面已大体形成，陈宝箴网罗了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知识分子，有力推动了相对独立于全国维新运动的湖南新政。

而在这些活动中，除了以梁启超为主导的时务学堂外，最值得注意的还有南学会等一大批维新团体。

湖南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省城长沙很早就有岳麓、城南两书院，历史悠久，为湖南全省士子、生童肄业之所。

只是在过去的若干年里，这两所书院和全国的其他书院一样，着重于科举考试，对于入学生童、士子的教育，也只是怎样去应付科举考试，而根本不顾及不断传入中国的西方新知识。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设置在岳麓书院之内的校经堂的规模已经无法满足湖南的社会发展需要，后经湖南新任学政张亨嘉的提议，并经巡抚张煦的批准，湖南当局决定在长沙湘春门外为校经书院建立新址。

1890年12月，校经书院新址落成。

翌年5月，校经书院在新址重新开办，新增学生20名，连同原来的44名，共计有学生60余人。

书院内分设经义、治事两斋，专课湖南全省通晓经史、熟悉掌故的青年知识分子。

办学目的也略有调整，已经开始注意适度放弃专门训练科举考试的方法，转而注意培养对地方发展有实际效用的人才，这对于湖南后来吸收外来的新思想，尤其是湖南新政的开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

1894年江标出任湖南学政后，为了扩大校经书院的办学规模，在书院原有的空地上建造了一所藏书楼，广购图书，并添置了天文、舆地、测量等学科所需要的实验仪器，并计划添设算学、舆地、方言、学绘诸科，创办《湘学新报》，专门讲述各种新学和艺学，以期学生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同时，“开人知识”

，“兼可知今”

。

对于校经书院的管理体制，江标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于1897年春夏间于校经书院设立校经学会，“为多士讲学之地”

。

由此可知校经学会之由来。

校经学会与校经书院为二名一体，是典型的书院式学会，同时兼有对全省教育的指导责任，所以校经学会又称为“湘学会”

，或称“校经书院”

学会。

根据《校经书院学会章程》规定，该会设有三门，即算学、舆地和方言。

算学务求浅近实用之法，舆地须知测量、绘图之法，方言专习英文。

三门各有学有专长的学长自行制定章程，自主招生，每类学额为40名，报名逾额即分作前后两班课习。

学会设有总理即监院一人，负责学会的日常管理。

校经书院学会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严格，三年学习期限结束后，成绩优异者由湖南当局会同学会保荐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或南北大学，或直接任职，或继续深造。

从这些情况看，校经书院学会虽然号称学会，虽然也以湘学会而得名，但实际上只是湖南省内的高等学堂而已，其学会、社团的色彩甚少。

与湘学会的性质极为相似即具有书院或学堂色彩的还有谭嗣同等人创建的浏阳算学会，浏阳算学会实际上也是一所专门研讨算学的学堂，除了系统地对入学生员进行算学教育外，似乎对学堂之外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在浏阳算学会成立之后，在湖南乃至全国最有影响的新学会为湖南南学会。

1897年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谭嗣同等湖南爱国志士在这种大局相对危险的时候，开始考虑作“亡后之图”

，计划以湖南的独立获取未来的发展空间，“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

。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谭嗣同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建议设立南学会，“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此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