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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湘学新报与湘报（第2页）

，所以他要求徐仁铸此后不要再向湖北邮寄该报，禁止《湘学报》在湖北的传播。

张之洞的指责与霸道言辞，在湖南学界激起了强烈的愤怒和反弹，激进如谭嗣同等人对张的指责甚为反感，直欲反抗和抵制，但作为《湘学报》的主持人，徐仁铸并不敢再一味对抗，“不敢不从”

。

此后的《湘学报》对于宣传康有为的改制说略有收敛，而且从第37册起，连续刊载张之洞的《劝学篇》，这除了有意与张之洞妥协外，可能也意味着徐仁铸的思想主张也开始偏离康、梁等人过于激进的思想，而寻求与守旧势力妥协，守住中庸稳妥的办刊方针。

他曾就与康、梁的关系向王先谦进行辩解称：“康某七、八年前曾见一面，并未深谈。

至今对面，若不言明，犹不识也。

其所著书，止见其最旧之《伪经考》并《改制考》，初未寓目。

至于民权、平等之说，向所深绝。

友人中有谈此者，从未附和一词。

即去冬与吾丈晤谈，何尝及此等义哉？湘省士子之求新者，方虑其浮动无根，不能平实道地。

清夜筹划，正欲得一善法，以遏其奔轶无范之端。”

由此可以看出徐仁铸并不是湖南学界最激进的人物。

《湘学报》在江标、徐仁铸两人的先后主持下，传播了一些维新思想，对湖南新政的发展、湖南民众的觉醒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谭嗣同评价道：“诸新政中，又推《湘学报》之权力为最大。

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

《湘学报》实巨声宏，既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重民权，尤觉难能可贵。”

但由于当时湖南守旧势力的影响，特别是由于张之洞的控制，《湘学报》大体上还是坚守了最初的办刊原则，更多地传播了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对西方国家富国强兵方面的所谓实学，《湘学报》的兴趣远远大于对康、梁改制说的兴趣，它通过对西方国家这些实学的介绍，实际上是希望中国政府，特别是湖南当局能够有所借鉴，有所仿效。

所有这些，对于湖南学界、政界开阔视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898年8月8日，《湘学报》停刊，前后共出版了45册。

同年3月7日，在谭嗣同等湖南维新人士的支持下，由唐才常主编的日报《湘报》在长沙创刊，同年秋天政变后的10月15日停刊，共出版177期。

《湘报》的办报宗旨一方面是为了弥补《湘学报》作为旬刊刊期太长，文字过于艰深，不能满足湖南日益高涨的维新运动的需要；另一方面，胶州湾事件之后，瓜分之说甚嚣尘上，“焚如之灾，迫于旦夕”

，为了更快地向湘省内外传布救亡图存、维新富强的消息，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决定在同志中集资创办这张“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

的报纸。

唐才常在《湘报序》中谈到创办报纸的宗旨时指出：只有报纸可以“一举而破二千余年之结习，一人而兼百人千人之智力，不出户庭而得五洲大地之规模，不程时日而收延年惜阴之大效”

。

他们之所以致力于办报，就是为了使中国尽快恢复昔日的辉煌，重新成为世界上一大文明强国。

《湘报》创刊后，很快受到各方面的欢迎和支持，陈宝箴决定从省库每月补助200两。

其主要办事人员也为当时在湖南的一些具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董事有蒋德钧、王铭忠、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熊希龄，撰述为戴德诚、梁启超、樊锥、何来保、谭嗣同、唐才常，西文翻译为李维格，总理兼总校为刘善浤、王兆元等。

《湘报》的栏目设计主要有：（1）论说。

主要刊登唐才常、谭嗣同等人关于变法维新的一些言论，他们在这个栏目下，发表了不少揭露清政府腐败、宣传爱国道理、主张变法维新救亡的言论，虽然其中也掺杂着一些陈旧的观念，但总体上说对于传播西方近代以来的政治社会学说，对于守旧势力的冲击，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