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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湘学新报与湘报（第1页）

第三节　《湘学新报》与《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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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学会的发生、发展及其与湖南旧势力的冲突，基本上都与《湘学报》及《湘报》有关，正是《湘报》对南学会的鼓吹尤其是其将南学会的演讲词刊登发表，使得湖南旧势力甚为恼怒，促使双方关系的紧张。

江标于1894年出任湖南学政后，特别是当上海《时务报》出版发行后，深感湖南如欲发展，就必须开通民智，传播外界的新思想、新文化，于是责成唐才常、蔡钟浚等门生取其同门诸生粗有所得之卮言汇为一编，冀以海内学界相交流，于1897年4月22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创刊，每十天一册，取名《湘学新报》，自第21册起改名《湘学报》。

《湘学新报》创刊的目的在最初阶段并不是为了向外界散布湖南的思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湖南学界内部的交流，是为了促进湖南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其宗旨为“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争自濯磨，以明教养，以图富强，以存遗种，以维宙合”

。

报首随时发表朝廷新近发表的谕旨及一切关于新学的奏章和消息，专从讲求实学起见。

《湘学新报》不谈朝政，不议官常，坚守为学术而学术的方向，设立史学、掌故之学、舆地之学、算学、商学、交涉等六门，每学首列总说一篇，小为答问，以疏通之。

报末附有自然科学常识及各处电传要语等，以为研求物理，周知外国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为目的。

对于儒家经学，《湘学新报》原本应该专列一门，但鉴于当时康有为的所谓素王改制说盛行一时，而这一学说又每每与现实政治相关联，故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湘学新报》的主持者采取了暂时放弃的解决办法。

《湘学新报》出版发行之后，最初阶段所发表的文字大都是讲究经济及时务方面的内容，对于康有为、梁启超鼓吹的所谓素王改制说的宣传很有节制，所以《湘学新报》很快就获得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的支持，陈认为此报“指事类情，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体达用之助”

，并建议湖南省各州县都应积极订阅。

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在得读《湘学新报》之后，对其中有所谓“素王改制”

一语甚为反感，以为“语意未甚明晰，似涉新奇”

，遂责令湖南学政江标彻查。

江标的解释是此为编辑一时失误所致，并非有意宣传康有为的学说。

对于江标的解释，张之洞也表示理解，从该报总的方面看，他也认为该报刊登的内容基本上是教人讲究时务等有益的东西，大体上属于“平正无弊”

、有益而无害的刊物，故同意湖北各道府州县用公款订阅，并发给各书院诸生参考。

江标的解释和张之洞的评价比较接近于历史真相，在《湘学新报》的早期，确实没有着意去宣传康、梁所信奉的孔子改制说，而在当时思想文化界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宣传和介绍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思想学说，对于两湖地区维新运动的开展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湘学新报》早期文字多出于报馆主笔唐才常之手，他所发表的《公法定义》《外交论》《论中日通商条约》《史学论略》《史学要言》等数十篇文章，广泛征引各种资料，宣传和介绍了西方近代国家的发展史，介绍和肯定西方近代国家之所以走向富强，是因为他们有着一套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几乎完全不同的制度，所以，中国要想摆脱贫困、落后而重塑民族的辉煌，就必须在政治上要有办法，要学习、模仿、借鉴西方近代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要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家天下的思想传统，转而信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的民权观念，开通政学，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势力，逐步建立起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只有这样，中国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获得解决。

这些政治主张虽然也比较激进，但大体上说来还能为当时的政界、思想文化界所接受，对于转移湖南守旧的学风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湘学新报》创刊的最初阶段，该报确实坚守着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既定立场，并没有介入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

但是当梁启超于1897年11月到湘出任湖南时务学堂的中文总教习，特别是南学会成立之后，徐仁铸接替江标出任湖南学政，并从第24册起接办《湘学报》之后，《湘学报》的办刊宗旨确实有所变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开始有意识地鼓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俨然站到了维新势力的一边了，这样就难免与守旧势力发生冲突。

特别是1898年初，谭嗣同由湖北回到湖南，他的激进思想对湖南的维新势力起到积极重要的刺激作用，《湘学报》上言论也日趋激烈，遂引起张之洞的不满。

1898年5月6日，张之洞明示《湘学报》不得再寄往湖北。

5月11日，张又致信徐仁铸，批评《湘学报》的办刊方针已经偏移，“其中奇怪议论，较去年更甚，或推尊摩西，或主张民权，或以公法比《春秋》”

，凡此，都与张之洞的思想观念存在根本的差异，“学术既不敢苟同，士论亦不敢强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