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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局部维新的终结（第4页）

而这一点，也似乎暗示了全国性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必然结局。

对于湖南新政中兴利除弊的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举措，湖南的守旧势力并不反对，而是积极支持，像王先谦等不仅积极提倡经世致用，以实业救国为己任，而且在他的周围也确实团结了一批地方开明士绅，如张祖同、黄自元、朱雨田等，他们都不同程度地介入了湖南新式企业的创办，有的还成为很有影响的实业家。

1898年3月3日，梁启超因需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而暂时离开湖南时务学堂，他的暂时缺位为湖南的守旧势力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守旧势力开始散布对梁启超和追随梁启超的湖南维新人物的不利言辞，并接着攻击对梁启超等维新人物信任有加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

5月13日，湖南之守旧者纠集多人，联名函告在北京的湖南籍官员，诬告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后，“紊乱旧章，不守祖宗成法，恐将来有不轨情事，不能不先为预防”

。

信中之语，并牵连黄遵宪等人。

湖南京官得信后，即敦请御史徐树铭据情揭参，陈宝箴开始遇到了新的压力。

湖南守旧势力不仅求助于湖南籍的京官向清廷弹劾陈宝箴，而且纠集势力在省内向陈宝箴发难，他们不断上书陈氏，指控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湖南维新人物在时务学堂、南学会及《湘报》《湘学报》的言论背离了中国的传统，宣传的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他们请求陈宝箴下令更换时务学堂的负责人，查封南学会及《湘报》和《湘学报》。

陈宝箴没有接受守旧势力的请求对激进的维新势力有所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守旧势力就此止步，恰恰相反，陈宝箴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激怒了守旧者，从而使他们超出常规，公开与激进的维新势力进行论战，重点攻击维新势力的所谓异端邪说，指责梁启超到湖南宣传康有为的所谓孔子改制说，其实并不知道“圣教为何物”

，只不过是“托尊孔之名，伏伪经之渐”

，“离经叛道，惑世乱民”

。

至于维新势力所宣传的民权理论，在守旧者看来更是“欲煽惑我中国之人心，叛圣清入西籍耳”

。

守旧势力甚至举出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去证明中国自古以来的国情决定着中国只能实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中国自尧舜禅让以来，已成家天下之局，亦以地大物博，奸宄丛生，以君主之，犹且治日少，乱日多”

，如果再按照梁启超等人的设计，将中国改为西方式的民主国家，则必然“政出多门，割据纷起”

，必将引起中国的大乱。

守旧势力对激进维新势力的全面攻击终于引起了陈宝箴的警觉，陈宝箴虽然有心偏袒维新势力，也不能不对维新势力有所约束，对守旧势力作出某种程度上的妥协。

陈宝箴毕竟是朝廷的命官，他不可能接受在他的辖区内出现有违现行统治秩序的言论与行动，他的思想固然较为开明，他也曾接受过维新势力的不少有助于湖南发展的好建议，他也确实想把湖南变成走在全国前列的模范省，但他毕竟不是彻底的维新派。

他之所以到湖南出任巡抚，是因为朝中大臣荣禄的保举。

而在此之前，他又曾任湖北按察使，与湖广总督张之洞有着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

所以当他看到湖南守旧势力对维新势力全面攻击的言论后，思想上不能不有所触动，行动上也不能不与维新势力有所疏远。

而且从其思想深处看，陈宝箴也确实难以接受梁启超等人所宣扬的那些极端主张，他主张向西方学习，是因为他看到西方近代以来的一些政治、经济举措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而不是要彻底放弃中国的固有文化、固有政治体制而变成和西方一样的国家，所以当他看到维新派大力宣扬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大谈民权平等，甚至不遗余力地攻击纲常名教的时候，他就只有选择与这些极端维新势力逐步疏远的策略了。

1898年3月29日，易鼎在《湘报》第20号发表《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引起守旧势力乃至张之洞的反对，陈宝箴就在《湘报》发表自己的《评墨子尚同篇课卷》，强调纲常名教的合理性，对维新派对纲常名教的非难提出批评意见。

陈宝箴在思想上与维新派有一定的距离，当湖南的守旧势力竭力攻击维新派的时候，他虽然有心偏袒维新派，也只好放弃维新派而以求自保。

7月，陈宝箴上书清廷，对康有为的变法理论进行了抨击，痛斥其《孔子改制考》为“穿凿附会”

、“伤理而害道”

的不通之作，“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

，显然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道德伦理的建设都是有害之作，因此他建议清廷予以禁绝，以免进一步危害社会。

陈宝箴态度的转变使湖南的维新势力感到寒心，再加上梁启超等人已经离开湖南赶赴京城追随乃师康有为，从事在中央层面的变法事业去了，黄遵宪、谭嗣同等人不久也被召入京，湖南新旧势力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守旧势力对湖南各种新政举措的攻击更加大胆和放肆。

于是湖南新政终于停滞不前，于无形中趋于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