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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局部维新的终结（第3页）

甚至到了戊戌政变之后，湖南新政百举皆废，惟保卫局因湖南各界的精心维持，得以保留。

至于直接的治安效果，更是得到长沙市民的拥护。

保卫局除了上述功能和效果外，还在长沙城区内外设有五所类似于今日收容所、教养所和拘留所功能的所谓“迁善所”

，其主要功能就是收留、收容那些失业流浪者、无业游民，拘留、关押和改造那些已经被认定有罪的罪犯。

迁善所的职责，是监督和组织这些失业流浪者、无业游民及罪犯进行劳动改造。

这些人在严格的监管下，从事诸如纺织、缝纫、弹棉花、刻字、工匠等方面的劳动，他们也可以获得一定的收入，但这些收入是只向他们发放一些必要的零用钱，多余的部分由迁善所统一管理，待这些犯人或失业者被改造成能自食其力的正常人之后离开迁善所之时一并发放。

迁善所的成立对于长沙市区社会治安的根本好转，对于将那些犯人、失业流浪者、无业游民等通过教育学到必要的谋生手段，并改造成正常社会的一员，都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由陈宝箴、黄遵宪等人主导的湖南新政，在积极从事政治体制方面的创新和改革的同时，更致力于湖南经济的发展，积极鼓励湖南创办近代企业，着手开发湖南地方资源。

湖南土地肥沃，但山多田少，物产不丰。

相对而言，倒是湖南的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各种有色金属的矿产资源在湖南境内都有发现。

不过，湖南近代企业的起步比较晚，几十年办理洋务，湖南虽然为全国贡献出不少的人才和志士，但湖南境内却几乎没有兴办什么像样的新式企业。

在陈宝箴之前，湖南对本地矿产资源的开发多使用土法，工巨利微，许多矿业无法持续存在和发展下去。

针对这种情况，陈宝箴上任之后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于1895年11月奏请清政府设立矿务总局，由矿务总局总揽湖南省矿产资源的开发，先选择铜、煤、铅、磺等矿采用近代先进的技术进行试点，待取得经验、较有把握之后，再行大范围地推广。

清政府批准了陈宝箴的请求，湖南矿务总局正式成立，陈宝箴委派候补道吴锦章负责办理。

按照湖南矿务总局的规定，其下属所办的各式企业根据其不同的资金来源分为不同的性质，大致有三类：第一类是由政府当局督办的企业，这类企业不招商股，成为“官办”

；第二类企业虽有政府当局主持创办，但同时也允许招商入股，故称为“官商合办”

；第三类企业是指那些纯粹由商界人士申请创办，经政府当局同意，政府不入股，所以称之为“官督商办”

。

第一类、第二类企业即官办和官商合办的企业由矿务总局派员主持，第三类官督商办的企业则由商人自主经营，照章纳税，并由企业的主持者会同地方官维持矿务。

湖南矿务总局成立后，经费的筹集极为困难，特别是由于湖南在此之前出现历史上罕见的旱灾，浏阳、醴陵、衡山三县的灾情相当严重，浏阳的灾民甚至已经组织起来进行武装反抗，后在周边各省的帮助下，三县灾民的生活稍得安宁。

湖南矿务总局于此时向商界招股，其困难也就可想而知。

而湖南省内的各个略为殷实的钱庄，由于对矿务总局的经营前景毫无把握，也不敢贸然向矿务总局借贷，据说在矿务总局成立之初与其有银钱往来的钱庄全省只有阜南官钱局一家。

该钱局的总办为朱昌琳，他是湖南当时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他看到了湖南新政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对陈宝箴在湖南所进行的经济改革都能予以大力支持。

所以当矿务总局成立之初经费极度困难的时候，他能够用自己所开的乾益号钱庄一次性向矿务总局借贷一万两，解决了矿务总局的燃眉之急。

有了朱昌琳在经费方面的支持，矿务总局的业务逐步开展，先在常宁水口山从事勘探，发现一个储藏量极为丰富的黄铁矿，后用西法开采，获利甚丰。

后又相继开采或收购了平江黄花洞金矿、新化锡矿山锑矿、益阳板溪锑矿等，其中益阳板溪锑矿先由官办，效果不佳，于1899年改为招股商办，由原湖南矿务总局提调梁焕奎及其二弟梁焕章主持创立久通公司。

梁焕章为驻矿经理，由于他管理有方，适时引进先进技术，产量日增，获利亦丰，也为日后创建华昌炼矿公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梁氏兄弟不仅成为湖南近代著名的实业家，而且成为中国锑矿开发的先驱者之一。

除了矿产资源的开采外，湖南在新政期间还陆续创办了一些其他企业，其中较为成功和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有梁肇荣创办的湖南水利公司、张本奎等人创办的化学制造公司、张祖国等人创办的和丰火柴公司、黄自元等人创办的宝善堂公司，以及湘鄂两省绅商集股创办的小轮公司等，这些新式企业既带动了湖南经济的发展，也为湖南奠定了近代工业发展的基础。

由陈宝箴、黄遵宪等人主导的湖南新政在从事政治体制创新、教育体制创新和新式企业的同时，也注意改变湖南旧有的军事教育的体制。

1898年3月，陈宝箴、黄遵宪将长沙求贤书院改为武备学堂，参照天津、湖北武备学堂的规制，为湖南培养新式军官。

同年7月，陈宝箴又奏请清政府批准设立制造枪弹的两家军用工厂，为湖南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也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湖南新政是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一系列的全面改革，这是湖南各界对甲午战败的积极回应，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是全国性维新变法运动的预演，为百日维新提供了借鉴。

不过，由于湖南新旧力量的对比一直比较明显，湖南新政在推行了并不太长的时间后，也因人事格局的变动、守旧势力的反扑而早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