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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局部维新的终结（第2页）

店家如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便要遭到他们的报复和欺诈，一言稍忤，即拳石交至，甚至将店家的店铺、家具全部破坏。

二是衙役无端勒索，警匪勾结，择良而欺，择弱而食，任意诛求，如不满足他们的欲望，则设法陷害诬告，致使诉讼横生，小民不堪其扰，不得已，随时尽量满足他们的索取，始获苟安。

三是乞丐结群哄闹。

这些乞丐多为少年，不愿自食其力，而故意堕落，夜则行窃，昼则强讨，绕市呼号，大声震耳，故意扰乱市场秩序。

他们尤其利用一些店家生意兴隆之际，故意捣乱。

四是偷盗现象比较严重，甚者衣冠楚楚，堂皇闯入，如入无人之境，名曰“闯辕门”

，致使许多人家以此破产，有性命之忧者更多。

五是奸民千方百计进行拐骗，或伺乡民入市，或及幼童经过，故意将票纸落地，诱其拾取，追逐而与之分摊。

至于拐卖儿童、妇女的事件更是时有发生，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

总之，创建能够综合治理地方秩序的专门机构，并不仅仅是一个体制创新的问题，而且也是转型期的湖南尤其是长沙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出于这两点考虑，湖南政府当局于1898年2月创设保卫局。

此一机构的设置由署按察使黄遵宪为主导。

黄氏以为，近代政治或湖南新政的关键有三事，一是教育，二是警察，三是裁判。

而设立近代警察制度“为凡百新政之根柢，若根柢不立，则无奉行之人，而新政皆成空言。

故首注意于是。”

对于黄遵宪的主张，谭嗣同、唐才常等人深表赞同。

谭氏也认为，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不仅有助于地方治安的优化，而且为近代“一切政事之起点，而治地方之大权”

。

基于这种认识，由湖南官、绅、商各界合办的湖南保卫局正式成立，其“意在官民合办，使诸绅议事，而官为行事”

。

保卫局设议事绅商十人，一切章程均由这些绅商议定，交省政当局批准后交付保卫局执行；如当局批复不可行者，应由议员再议；而政府当局拟办之事，亦应先交付保卫局议员讨论议定，然后再付诸执行。

保卫局的财政收支及清理街道、雇募丁役等事，由绅商负责办理；而判断讼狱、缉捕盗贼、惩治罪犯等事务，则由官方负责处理。

由此看来，保卫局既是类似于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但又带有很强的自治色彩。

保卫局既为类似于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其功能自然就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社会秩序不受扰乱，保护官绅士商等一切民众在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简言之，即“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

。

其具体职责为：（1）对杀人放火、聚众斗殴、**盗窃、拐骗等行为的罪犯立即执行逮捕，或者根据居民的告发，请求局中出票拘捕；（2）随时帮助迷路行人，以及老幼妇残和那些受到意外伤害的人，对于一切意外不幸事件诸如醉汉、精神病患者发病等，都应及时予以援助，护送回家；（3）负责各管理区域内的人口、户籍及居民的生活，对于那些无经常职业、形迹可疑各色人等给予特别关注，进行必要的监视；（4）禁止聚众结社、出版、刊刻有伤社会风化的**文字，以及出版、刊刻煽动造反、蛊惑人心的文字等非法活动；（5）管理市场及城市街道的一般治安、交通秩序及各类商贩等。

即便是发现道路污秽、沟渠淤塞，虽不归保卫局直接处理，但保卫局有责任向有关方面进行通报。

从这些规定也可以看出，保卫局确实类似于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

湖南保卫局成立之后，在长沙市中心设立总局，又于长沙城中东西南北及城外分设五所分局，每个分局之下又设小局六所，整个长沙城区便被这30所分局全部覆盖。

保卫局总办由司道大员兼任，任期两年，期满后应由议事绅商公举，报请政府当局委任。

议事绅士亦以两年为期，期满后再由长沙绅商各界推举。

从湖南保卫局成立之后的实际效果看，长沙城区的社会治安状况确实有了明显的改善，此举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欢迎，“初办之时，旧党谤议，愚民惊疑，及开办数月，商民咸便之”

。

“保卫局自开办以来，各局员绅倍极勤慎，日夜严饬巡丁，梭行街市，城中无赖疲徒，渐有敛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