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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局部维新的终结（第1页）

第四节　局部维新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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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宝箴的主持，以及黄遵宪、梁启超、江标、徐仁铸、谭嗣同、唐才常等人的相继协助、参与下，湖南在甲午战争之后一段时间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维新运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湖南不仅创办了影响极大的时务学堂、南学会和《湘学报》《湘报》，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教育体制的改革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

就政治方面而言，陈宝箴根据梁启超的建议，在政治体制、机构设置等方面作了一些工作，设置了课吏馆和保卫局，整顿了湖南的吏治，改变了官场的一些陋习。

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后，就以整顿吏治为急务，先后罢黜一批昏庸腐朽、贪赃枉法的官吏，但是怎样才能为湖南培养一批具有新思想、新知识的新型官僚，陈宝箴也在苦苦思索，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梁启超来到湖南后，除了致力于时务学堂的教学管理工作外，对陈宝箴发起的湖南新政也有很高的期待，他在向陈宝箴提出一系列积极建议的同时，也建议陈宝箴在吏治整顿和吏治改革方面着力进行，其中一个最主要并发挥实际作用的就是建立培养新式官僚的课吏馆。

梁启超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中认为，由于湖南地处内陆，湖南的官吏大都缺乏世界观念，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不知学堂、工艺、商政为何事，不知修道、养兵为何政”

，湖南如果仅仅依靠这样一批“未尝学问无所知识”

的旧官僚去推行新政，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因此，梁启超建议要将开民智与开绅智、开官智相结合，成立时务学堂并扩大招生是为了开民智，设立南学会以兴绅权是为了开绅智，然“他日办一切事，舍官莫属。

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手于官者，尚不知凡几也。

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

而为了开官智，梁启超郑重建议设立课吏馆，并建议由巡抚出任校长，司道担任副校长，由课吏馆对那些官僚尤其是候补官僚进行新知识的培训，“稽查功课，随时教诲”

，使他们增加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以及讲求居官事理，研习吏治刑名诸书，考其所得之深浅，用力之勤惰，以此作为官吏任用的依据，并以此提高湖南新政的行政效率和成功率。

梁启超的建议得到了黄遵宪的赞同。

黄遵宪认为，成立课吏馆对那些候补官僚进行必要的知识技能方面的培训确乎必要，这样才能为湖南新政提供合乎要求的有用人才。

湖南巡抚陈宝箴批准了梁启超的建议，并责成黄遵宪担任总理。

1898年2月，湖南课吏馆正式成立，黄遵宪另聘请品学兼优、才识素著二三人担任馆长，居住馆中，协助总理处理课吏馆的日常事务。

课吏馆的课程分为六大类，即，（1）学校，包括造士育才之法；（2）农工，有务财、训农、劝工、兴业之法等；（3）工程，包括修筑道路、通沟渠、修筑城池之法等；（4）刑名，即考律例、清讼狱、处罪犯等；（5）缉捕，有查缉盗匪、会匪、恶棍之法等；（6）交涉，包括通商、游历、传教一切保护之法等。

从这些课程设置看，课吏馆对候补官员的培训主要是一些新式管理方法、新知识、新技能等有助于新政推行的内容。

湖南课吏馆设有图书室，凡选派到馆学习的官吏，不论原任何职，都必须就课吏馆设置的课程选学一种或两三种，登记注册后到图书室领取图书，每日将自己的阅读心得或疑难问题写成札记送交馆长批答。

“有专答，专就其人所问难陈述者而答之；有通答，通论此事之是非得失而答之”

。

通答一律抄录公布，并随时汇集选刊。

凡入学的官吏，每天都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到馆阅读，领取和交送札记，并当面向馆长请教。

馆长每天也必须到馆，随时接见问难的学生，进行辅导。

而总理则隔日到馆，会同馆长对学生进行考查。

考查的基本方法是采取积分制，每月进行统计，凡超过90分者，给予适当的奖励。

每三个月举行一次大考，然后根据大考的成绩，分别给予奖励，并据此作为将来任用的依据。

课吏馆由于设置的时间太短，其具体效果并不太清楚，但从其设置和规定看，它虽然对短暂的湖南新政并不一定产生过直接的推动作用，但对于湖南官吏队伍的建设，对于官吏新思想和新知识的培养，还是很有意义的。

湖南新政在政治方面的另一个重要举措是设立类似于近代警察机构的保卫局。

在新旧社会转轨之际，长沙的社会治安也不是很好，在保卫局成立之前，长沙市区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其表现：一是地痞流氓白昼横行。

这些人既无正当职业，也无正当收入，只好呼群引类，欺行霸市，向店家索钱索米，予取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