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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方案（第1页）

第三节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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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些反对者批评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方案比较多地注意到了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体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反对者相信，如果真的按照康有为的方案去进行改革，那么中国的未来可能不是“自强”

，而是“他强”

，实现了西方列强用武力威胁而没有达到的目的。

于是另外一种改革方案也在酝酿之中，这就是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维新方案。

张之洞在很大程度上赞成康有为等人关于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的设想，但在中国应该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怎样看待西方近代思想资源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对未来政治发展的作用方面存在着差异，这是他撰述《劝学篇》的主要动机。

特别是康有为等新派政治人物逐步受到光绪皇帝的信任之后，张之洞的这种著述愿望更加强烈。

据张之洞当时的主要助手之一辜鸿铭的回忆，张之洞在有限的直接了解中，原先对康有为、梁启超的个人印象都比较好。

但张的幕府中的一些人，特别是辜鸿铭本人，通过与康有为等人更多的接触，开始忠告张之洞不要与康、梁等人过于密切，尤其是康有为，他的个人人品可能并不像他自己所说或原先所认识的那样高尚，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康有为人品鄙劣，计划虚夸不实”

；辜鸿铭还把“爱国主义是恶棍的最后避难所”

这句西方名言尽可能准确地翻译介绍给张之洞，期待张之洞能够主动地与康、梁等人疏远。

然而，张之洞并没有听从辜鸿铭的劝告，反而责怪具有很深西方背景的辜鸿铭不懂中国政治。

随着1897年底和1898年初新的外交危机的爆发，康有为在京城利用这一新的外交危机发起成立保国会，并随之向清政府最高领导层提出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方案，而且受到了以光绪皇帝为代表的清廷内部开明派的欢迎。

张之洞的幕僚们肯定认真研究了这些方案，他们的结论是：如果按照康有为的这些方案去进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的灾难，康有为的方案只是一百年前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主义的翻版。

幕僚们的看法影响了张之洞的观点，特别是随着京城不断传出要求查禁保国会的消息后，康有为等人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而受到光绪皇帝的信任，开始以皇帝的名义大肆颁布改革法令却引来一系列混乱的时候，张之洞觉得不论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还是为了洗刷自己与康、梁等人的关系，他都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于是张之洞召集他的心腹幕僚在武昌棉纺厂的顶楼会议室举行了一次极端重要的内部会议，专门讨论怎样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

张之洞在这次会议上情绪激愤，他在来回踱步的时候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不得了！

不得了”

的话语，言下之意是再也不能容忍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胡作非为，他必须向清政府的最高层提出自己的方案了。

棉纺厂顶楼的会议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不过在此次会议之后，著名的《劝学篇》便“立即写出来”

了。

按照辜鸿铭的理解，这部著作的主旨是张之洞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宣言书，也是他的“自辩书”

。

该书告诫人们要反对康有为的改良办法，凡是此类的改革必须首先从教育入手。

《劝学篇》分为内篇和外篇两个部分，按照张之洞自己在序言中的说法，其内篇主要讨论有关世道人心的问题——“以正人心”

；外篇主要讨论有关工商业、教育、新闻等实际的事务层面如何参照西方近代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改革的问题——“以开风气”

。

从这两个方面看，张之洞的《劝学篇》虽然坚决反对康有为雅各宾主义的激进改革，但他也没有完全排斥西方近代国家在政治、法律尤其是教育、经济等方面的成功经验，他提出的口号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在张之洞看来，中国的未来与发展，既要学习西方一切有益于我的东西，又不可能全盘西化，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

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自中西文化冲突以来学者们和政治家们最为关心的问题。

张之洞在肯定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前提下，更充分肯定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的作用，强调只有在树立健全的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吸收外来文化。

他在《劝学篇·自序》中说：“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