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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方案（第2页）

“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之长补我不逮足矣。”

他对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变革主张深感恐惧，因此他在主张必须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强调绝对不能抛弃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精华，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应该建立在自己已有文化成果的背景下与基础上，即以稳健的姿态向左右两个方面进行斗争，既反对顽固、守旧，也反对不顾中国国情的激进。

应该承认，张之洞的方案比较好地回答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外来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应取的关系。

就对那些所谓极端守旧的主张而言，张之洞主要从正面阐述了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及唯一原则。

他主张今日中国如欲进步与发展，便不能不在教育体制上作根本性的变革，诸如设学堂、广译书、变科举，以及创办报纸以广中国人的见识、长中国人的志气等等，这些都是张之洞竭力主张并身体力行进行推广和实践的。

对康有为等人的激进的政治、学术主张，张之洞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他认为，康、梁对儒家学术精神的曲解，如果任其发展，将危害极大。

他说：“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每与学人言，必力诋之。

四十年前已然，谓为乱臣贼子之资。

至光绪中年，果有奸人演《公羊》之说以煽乱，至今为梗。”

这实际上是在正面批评康有为所主张的今文经学，以为康有为仅仅凭借《公羊》今文经学的主张，不仅不能救中国，反而会给中国的未来增添无穷的变数。

张之洞对康、梁政治及学术主张的最大不满，主要在于康、梁对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伦理价值的基本估计方面。

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的价值时，张之洞说：“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具备，但取西人制造之长补我不逮足矣。”

坚持以儒家伦理、传统中国的文化精神为主体，合理吸收外来文化，重新建构中国人的价值新体系，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确切含义。

显然，张之洞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取一种保守主义的立场，他虽然在相当程度上承认中国文化如科举制度等有改革、废除的必要，但他对中国文化精神、文化精华，尤其是儒家伦理的理解，显然也没有达到时代认识的最高水平。

他在《劝学内篇·循序第七》中指出：中国立学宗旨，无论何种学堂均应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从而使学生的心术一归于纯正，然后再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技能。

“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

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然于不通西学者矣。”

这就将中国文化的精华限定在儒家伦理的纲常名教、忠孝节义等方面，显然与当时蜂拥而至的西方民权、自由平等思想不能同日而语。

当然，如果从统治者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张之洞强调忠孝节义、纲常名教的现实作用也情有可原。

基于血缘、地缘关系的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之所以能够持久、稳步地前进，且不断地创造并长时期领先于世界文化，其最根本的一点无疑在于这个社会的封闭性和稳定性。

在这种稳定性的现实基础上创造了纲常名教、忠孝观念，反过来，纲常名教、忠孝观念又促进、维护了这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

然而，自西方文化特别是民权、自由观念输入以来，对中国旧有的纲常名教观念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加上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旧的社会结构虽没有被全部冲毁，但也确实受到了强大的冲击。

在这旧辙已毁、新轨未立的大变动时代，社会信仰便不可避免地陷入极端危机。

试想，中国如果向前再走一步，即刻接受西方自由平等的民权思想，开议院，行共和，能行吗？不要说社会基础尚不具备，即使在知识分子阶层也未必能行得通。

不过，如张之洞那样倒退到纲常名教的旧观念上也不是最佳选择，它虽然使儒家伦理一度获得改造和复兴，但总有理论滞后于时代之嫌。

张之洞通过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伦理的解析，肯定了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中应该肯定的东西，并力图使传统文化、儒家伦理与外来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以创造出一种适宜于中国需要的“新文化”

，即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于经文而必无悖乎经义。

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器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

他的目的是在坚持儒家伦理不变的前提下，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部分，重新建构民族文化的新体系。

这一理念本身似乎并无大错，只是张之洞毕竟忽略了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仍一味尊崇孔孟程朱，置民权平等、民主共和等西方现代理论于不容讨论之地位，显然为智者之失。

在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上，张之洞尽管注意到了公法学等政治理论层面，但他对冯桂芬、马建忠等人提出的开议院和改革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议则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以为当时的中国尚不足以走到这一步。

他在《劝学篇·内篇·正权第六》中分析道：按照中国旧有的制度，国家遇有大事，京朝官可以陈奏，其他的官吏也可呈请代奏。

方今朝政清明，果有忠爱之心，治安之策，何患其不能上达？如其事可见实行，故朝廷所乐闻者。

但是建议在下，裁择在上，便可收群策之益，而无沸羹之弊，中国何必一定要因袭西方那种议院之名呢？显然，这是张之洞在理论上的重大倒退。

历史上往往发生这种现象，即凡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或者说那些在野的思想家总是比较容易地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所发表的见解也往往超越当时社会的实际承受力；而那些担当具体社会责任，或在统治阶层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家、政治家，不论他们的思想如何开明，他们所持的态度、所阐明的观点总是较为缓和、较为现实，多少总与社会的实际承受能力相一致。

张之洞之所以否定开议院等主张在当时中国实现的可能性，可由上述理由来解释。

从后来的观点看，张之洞的《劝学篇》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