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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方案（第3页）

的主张具有浓厚的传统主义色彩，似乎也是为了与康有为等人的激进主义变法思想故意立异，甚者如前面已经引证辜鸿铭后来回忆的那样，《劝学篇》的写作本来就是为了反对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是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对清廷表示的忠诚。

凡此种种立异的说法，如果从发生的时间来考察，应该都是百日维新被残酷镇压下去之后所产生的。

这可以真的为张之洞进行“自辩”

，表明张之洞虽然在过去的许多时间里曾经与主张维新的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有过密切的来往，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对清廷的无限忠诚。

仔细阅读张之洞的《劝学篇》，可以轻易地发现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本质区别，一个是大清帝国的忠臣，一个是“犯上作乱的贼子”

。

事实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还可以发现另外一种矛盾的看法，即张之洞的《劝学篇》虽然提出了一套与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全然不同的渐进改革方案，但在当时政治发展中的实际效果并不是阻止或遏制了康有为的方案，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即张之洞著作的发表更进一步促成了康有为激进改革方案转化为实际政治运作的进程。

一个很显然的道理是，像张之洞这样的重臣都已公开表示支持清政府进行政治性的改革，其他人还有必要对将要进行政治改革提出什么怀疑吗？所以，深受康有为思想影响而力主进行政治改革的光绪皇帝对张之洞的《劝学篇》不仅没有丝毫反感，反而高度赞同，以为自己又获得了这位封疆大吏的支持，更进一步激发了他要从事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

所以仔细地阅读了《劝学篇》之后，他并没有像先前处理检举揭发保国会的告状信那样要求密封存档，不得外泄，而是给予高度评价，欣然批示广为刊印，切实力行。

光绪皇帝没有看到张之洞《劝学篇》与康有为激进的政治改革方案之间的区别，是因为这些区别实在太微小，而在许多大的关节点上，张之洞不仅承认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而且有着另外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他在《劝学篇》的序言里列举了五个“知”

的对象，即要知耻，耻中国不如日本等国家一样强大；知惧，惧中国再不改革可能会重蹈印度、安南、朝鲜、埃及、波兰等亡国灭种的覆辙；知变，中国人如果再不改变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就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变法；知要，特别是要知道西方各国的为政之道、富强之本之所在；知本，不要因多知西方近代的东西而忘记中华民族自己的传统。

从这五个“知”

中，人们能够感觉出张之洞反对变法的思想倾向吗？

张之洞的本意或许是要修正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激进主义的政治改革方案，他觉得无论中国进行怎样彻底的改革，中国人都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自己还是中国人，中国还是东方的中国，中国有自己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立国之本。

但是作为近代中国最早一批身体力行洋务实践的优秀政治家，如果说张之洞坚决反对中国进行变革，是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的，即便张之洞也不会承认的。

这既可以从他既往历史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劝学篇》中寻找出许多的例证。

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反对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将中国变成一个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共和国，以为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不能走上西方近代国家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共和国体，那样将更加严重地削弱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和行政效率，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决定了中国不能实行漫无限制的自由、民主和平等，决定了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观念还必须以儒家的标准为标准，而且他通过对西方近代国家的认知，甚至证明这些西方的近代国家在道德伦理方面也同样在遵循儒家三纲五常的道德信条，履行“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三项道德责任。

因为三纲的道德命题无法进行反命题，如果反过来说臣为君纲、子为父纲、妻为夫纲，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

所以，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不仅中国人应该继续遵守，即便西方近代国家的建立，实际上也是在实践着这些观念，只不过具体的说法不同而已。

由此，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也承认研究西方近代国家政治制度对中国的未来变革与发展是有利的，西方政治制度中的许多东西完全可以借鉴过来为我所用，西方有用的书籍包括政治、法律等方面都应该更大规模地翻译；中国的报纸应该继续增加，并且应该借鉴西方近代国家的办法，独立办报，新闻自由，以便使人民对国家事务有更多的了解；中国的军队应该改组，并借鉴西方国家的训练办法，使中国的军队更加强大；中国的铁路、矿山以及一切需要开发的实业应该像过去几十年的做法一样继续开办，利用外资、利用外国先进的技术，已经不必争议，在这一点上应该比过去几十年做得更好。

他甚至在《劝学篇》中如康有为和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一样地宣称“中国前途惟士是赖”

，并明确认定反对变法的人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泥古不化的保守主义者，那些担心一旦变法就必须发奋自励的苟且偷安的官吏，以及遇事就要批评的吹毛求疵的人们。

显然，这三类人不可能包括张之洞本人。

正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张之洞是戊戌年间开展的变法维新运动“最有力的附和者”

，他的名著《劝学篇》在中华帝国境内行销了100万册，普遍为人所阅读。

在毫无瑕疵的古典式的行文之下，它对于凡是读过这本书的知识分子都很有号召力，并且在皇帝以下所有人们的心里都起了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之洞只是一个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中国道德的维护者，他不反对中国进行必要的变革，只是反对后来称之为“全盘西化”

的彻底、激进、不顾中国特殊国情的变革。

可以这样说，张之洞是近代中国变革维新思潮与运动中的“左翼”

力量，正是由于他和那些与他具有同样价值观念同道者的坚守，才使近代中国的变革道路一直游离于激进与保守之间。

张之洞的《劝学篇》助成了康有为的愿望，使人们一时间觉得中国除了走上变法维新的政治道路之外已经别无选择，至于如何变、怎样变，那毕竟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枝节问题，人们已普遍地相信随着政治变革的正式开始，这些技术性的枝节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的解决。

清廷内部的各派政治势力已不在要不要变上较劲，而是开始施展自己的本领，在如何变、怎样变上角逐。

即便是对康有为的个人人格最早就表示过反感且思想极端保守的荣禄也在那时保举过后来的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期待这些年轻的维新者能够通过政治变革为中国带来新的活力，中国能够重铸新的辉煌。

中国进行政治体制的某些变革不是可能与不可能的问题，而是时机和时间的问题，关键是清廷实际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