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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新政诏书频频颁发（第2页）

根据康有为后来的回忆，这次会面从光绪皇帝询问康的年岁及出身开始，康有为在作了回答之后进入正题。

康谈到，如今西方列强环伺中国，步步紧逼，试图分割中国，中国的危亡就在眼前。

对此，光绪皇帝接着说：“皆守旧者致之耳。”

光绪皇帝昨日刚刚免去翁同龢的职务，而翁同龢也确实是自胶州湾危机以来最主要的责任担当者，由此似乎也可以体会到在光绪皇帝的心目中，翁同龢并不是一个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者，翁同龢的真实面目可能正是光绪皇帝试图增加民众参与政治的主要反对者。

听了光绪皇帝的叹息，康有为对道：皇上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

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变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对于康有为的这种说法，光绪皇帝表示赞同，他明确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说：现在的问题似乎已经不是变法还是不变法，而是小变还是大变，是枝节的改良，还是根本的、彻底的变革。

康的意思很明显，他不赞成枝节的改良，他期待彻底的变革。

康有为还就开制度局以统揽全局，先改定制度法律而不仅仅是对枝节的改良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数十年中，朝廷诸臣始终都在言变法，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反观这些所谓的变法，实质上都是“变事”

而非变法，都是枝节的改良而不是根本的改造。

鉴于先前的这些经验教训，现在请皇上在变法之先，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请先开制度局，修订、制定相关的法律，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此，光绪皇帝也表示赞同。

康有为说：他曾经研究过中西各国的变法经验，西方各国经历了差不多300年的时间才达到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后来的日本由于有了西方各国的经验作为借鉴，大约花了30年的时间就达到目前的程度。

中国人口众多、风俗各异，但如果从现在开始算起，认真、踏实地推行新政，举国同心，那么大约需要3年的时间就可以达到自立的程度。

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恢复大清王朝在世界格局中应有的地位。

康有为鼓励光绪皇帝说：以皇上之圣明，只要下决心实行变法，那么图富强，在一反掌间耳。

这就表现出后来人们所说的康有为的急躁情绪，或者说是他的激进主义倾向。

光绪皇帝夸奖康有为的这些见解甚有条理。

康有为接着反问道：“皇上之圣，既见及此，何为久而不举，坐至割弱？”

据康有为后来描述，光绪皇帝听到康有为的这一反问之后，“以目睨帘外，既而叹曰：奈掣肘何？”

康有为称他当时就知道光绪皇帝有碍于慈禧太后，不能放手去做变法革新的事情，于是他建议光绪皇帝：“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矣。

惟方今大臣皆老耆守旧，不通外国之故，皇上欲倚以变法，犹缘木以求魚也。”

康的这种说法似乎也正对光绪皇帝的心病，光绪皇帝称，这些老臣皆不留心办事。

康接着说，这些老臣也不能说是不留心办事，无奈现在的升迁体制制约了人们的创造力，他们当年也都曾奋斗过，奋发过，无奈当他们奋斗了几十年成为当朝大臣的时候，已经精力不济，且兼差太多，每日忙忙碌碌，既无时间读书获知天下正在变化的趋势，又无心思考具有全局意义的大事。

所以他们奉旨办学堂、办商务，而这些新东西都不是他们年轻时代学过的，所以也就难怪他们不知道怎样去办。

康有为建议：皇上如欲变法，只有舍弃这些老臣，提拔那些年轻的小臣，广其登荐，予以召对，察其才否，由皇上亲自提拔，不吝爵赏，破格使用。

方今军机、总署并已用差，但用京卿、御史两官分任内外诸差，则已无事不办。

其旧人且姑听之，惟彼等事事守旧，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凡变法之事皆特下诏书，使彼等守旧大臣无从议驳。

康有为的这个“用新而不特别弃旧”

的人事折中建议以及增加政治透明度、遇事即明下诏书以示公开的策略性考虑等，甚得光绪皇帝的赏识。

接着，康有为将话题转到开民智以及废八股等问题上。

他说，今日中国之患，主要在于民智不开，所以尽管中国人口众多，但真正有效率、能够使用的各方面人才实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