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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新政诏书频频颁发（第3页）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但一个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以八股、科举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唯一途径，可能严重地妨碍了人才的成长。

学八股者，不必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必考察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只要熟读那些八股经典以及做文章的方法，再凭借自己的运气就可以通籍累致大官。

所以满朝文武人才济济，但这些人才无以应对外交难题，从而使中国的外交陷入日趋被动的境地。

扪心自问，这都是八股考试的必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样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台湾及辽东半岛的割让，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战争赔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

所有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八股的危害。

对八股科举考试制度的非议在清朝已有很久的历史，自清中后期以来，已有许多志士仁人看到了八股制度扼杀人才的危害，但国家选拔人才制度的稳定性，也使这一尽管有着无数弊端的制度长期有效地运转，因此无数的青年才俊正在八股科举的考试征途中跋涉，任何时间下令取消这一制度都会造成一批无辜的牺牲者，所以清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对于是否继续沿用这一人才选拔制度一直犹豫不决。

不过清政府自发现这一制度的缺陷后也采取了一些补充措施，诸如早些年就开始实行的幼童出洋留学、鼓励各方面的特异之士脱颖而出的特殊政策等等，也或多或少地弥补了这一制度缺陷。

但是，八股科举不进行根本的改革，便无法在总体上提供一个人才成长的优良环境，所以康有为继续前人与时贤的讨论，在光绪皇帝召见时再次提及八股考试的弊端，直接刺激政府最高层的敏感神经，应该说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光绪皇帝赞成康有为的这些分析，他接过来说：“然。

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

康有为对曰：“皇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

光绪皇帝明确回答：“可。”

谈完了科举八股制度的废除之后，光绪皇帝又就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咨询康有为的意见。

光绪皇帝问道：甲午战争之后大量战争赔款导致了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请问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筹到大笔的款项吗？

在康有为看来，筹款、富民、发展经济，似乎都不是变法的必经阶段，他认为这些举措都是治标，而不是治本。

中国资源丰富，矿物满地，为地球所无，若大举而筹款数万万，遍筑铁路，练民兵百万，购铁舰百艘，遍开郡县各种学堂、水师学堂、港口，则一举而大势立矣。

只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得到变法的根本。

中国地大物博，藏富于地，贫非所患也，中国之所患患在民智之不开。

所以康有为在怎样筹款、怎样开发富源、怎样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方面并不愿意多作思考，他只能向光绪皇帝谈谈翻译东西方书籍、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派遣王公大臣出洋游历考察各国政治状况，以广见闻，以减少变法的阻力等等。

光绪皇帝和清政府当时最为关心的是怎样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怎样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诸如怎样开发中国的经济与市场，怎样筹集开发经济与市场的经费，而这些康有为恰恰认为是“形而下”

，认为不值得自己去关怀，去谈论。

他的关注与光绪皇帝和清政府的关注发生了某些错位，所以即便没有荣禄的提醒，即便没有那么多人的反对，光绪皇帝和清政府都不可能授予他很重要的权力和地位。

这一点是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们当年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当天，光绪皇帝召集臣僚对康有为的安排与使用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参加讨论的有李鸿章、刚毅以及新进军机大臣廖寿恒等。

光绪皇帝介绍了召见应对的大概情况，廖寿恒提出可以赏给康有为五品卿衔，而满洲贵族出身的协办大学士刚毅已得到荣禄的交代，强调不能重用康有为，“当予微差以折之”

。

光绪皇帝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并对先前的各种传闻进行了综合评估，决定任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但特许他可以专折奏事。

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当天就得知这一任命，他们对这一出乎意料的结果自然很不满意。

梁启超在第二天写给夏曾佑的信中明白指出：“西王母主持于上，它事不能有望也。

总署行走，可笑之至，决意即行矣。”

一个星期之后，梁启超又致信夏曾佑，称康有为在做了许多弥补的活动之后，依然无效。

康决定和他的弟子们一起离京南下。

经过短暂的失望之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不断推展与深入，便投身于火热的实际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