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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新政诏书频频颁发（第4页）

按照清廷给予康有为的委任，他的职务仅是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但同时具有专折奏事的特权。

根据这些规定，康有为也就尽力发挥自己的长处，并不去总理衙门上班，而是潜心于撰写那些值得倡导和值得推动的专折及专著。

根据一些并不完全的统计，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以自己的名义上书13次，大量的由他撰写或主笔的奏折都以别人的名义呈递，还有一些奏折虽然不是康有为撰写，但大概意思是康有为的，或是由康有为直接授意而撰写的。

所有这些奏折，都可以看做康有为在百日维新期间的思想贡献，这些奏折的总量达到36件，加上康有为以自己的名义呈递的13件，共计49件。

光绪皇帝在召见了康有为之后，很快召见了张元济。

根据张元济的回忆，这次召见进行了大约两刻钟的时间。

光绪皇帝问道：目前外患频仍，宜筹保御。

而满朝文武除了唯唯诺诺之外，实在拿不出什么好的主意，他们不通西学，不达时务。

而那些存心守旧的官僚们更是乱上添乱，蓄意干扰，使许多本可进行的新政也无法顺利推行，比如修建铁路一事，就是如此。

听说英国在印度修建的铁路已经修到了我国西藏边界，现在关于云南的交涉连续不断，而由北京到达云南，路程需要两三个月，相形之下，我国的外交交涉怎能不吃亏？所以新政必须从经济方面入手，大规模地修建铁路刻不容缓。

光绪皇帝请张元济就怎样才能推动大规模地修建铁路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元济回答：要推动大规模的修建铁路就必须尽快储备人才，西方的工程师尽管有知识、有技术，但从国家根本利益方面去考虑，这些洋工程师并不可靠。

不但铁路，即是矿山、河渠、船厂、机器厂等莫不如此，在在需要中国自己培养懂得这些近代技术的大量人才。

张元济建议光绪皇帝应该责成将要创办的大学堂认真造就各类人才，为国家将要开始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张元济还根据自己在总理衙门工作的经验，认为政府的外交人才更为缺乏，如果中国有大量合格的外交人才，驻外公使、领事都能达到相当的水准，相信中国的外交肯定会有大的起色，外交危机必将逐步克服。

为此，张元济建议光绪皇帝除了继续办好同文馆及一些省份的广方言馆外，应该有新的外交人才培养机构，造就大量的外交人才。

这些建议似乎都不难被光绪皇帝所接受。

广泛听取年轻一代新锐政治家的意见，是光绪皇帝和改组后的新政府的既定方针，随着新政的推展，这种召见也一直在进行着。

7月3日，光绪皇帝并未顾及御史黄均隆对黄遵宪、谭嗣同以及梁启超等人的弹劾，依然如约召见仅仅是举人出身的梁启超，听取梁启超对新政的建议。

根据梁启超的说法，按照清朝的成例，四品以上的官员才能获得皇上的召见，皇上召见官品低下的小臣自咸丰以后40余年间从未有过先例，至于梁启超仅以举人的身份获皇上的召见，梁启超也感到相当的自豪，称其“尤为本朝数百年所未见”

，足见梁启超也未能免俗，他和乃师康有为一样，也将这次召见看得很重。

梁启超很看重这次召见，但是关于这次召见的谈话内容与谈话时的情形，梁启超并没有留下详细的记录。

此次召见的结果是，光绪皇帝让梁启超退朝之后将所著《变法通义》一书呈递上来，并赏给梁启超六品官衔，责成他会同相关部门筹办并主持译书局的事务。

清政府对这些新锐政治家用其所长的做法，在黄遵宪、谭嗣同以及杨锐、刘光第等人身上都有很好的体现。

按理说，不论是名声，还是所拥有的新思想，这几个人与康、梁都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在清政府最高决策层的眼里，却是可以委以相当实际职务的官员。

7月30日，清廷发布上谕，重申6月13日的上谕，要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南巡抚陈宝箴即饬黄遵宪、谭嗣同迅速来京，毋稍迟延。

8月11日，当黄遵宪尚未到京的时候，清廷又发布上谕，着黄遵宪以二品京堂候补的身份充任清政府驻日本公使。

获光绪皇帝召见且没有获得重用的还有严复。

推荐严复的为顺天府尹胡燏棻、詹事府詹事王锡蕃。

王锡蕃在8月29日所上的《保奏人才折》中对严复的才干竭尽渲染之能事，当然希望清廷能够重用严复。

折中写道，严复于近代西方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潜心研究；对于中国的学说，也能通贯群籍。

严复著述甚富，水师的情形尤其所熟知专习。

他久在北洋奉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人品尤为高卓。

但光绪皇帝于9月14日与严复进行一番谈话之后并没有提升严复的职位，严复依然回到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教学岗位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