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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新政诏书频频颁发（第5页）

二　建设新经济体制的努力

就本质而言，1898年的百日维新是从外交困境开始。

而外交上的没办法，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没办法；中国经济没办法，又是因为中国政治没办法。

所以，这样一环扣一环地推进，终于酿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动。

但是要说百日维新的起点，就必须从改组后的新政府重建具有近代特征的经济体制说起。

6月12日，光绪皇帝发布了一道上谕，强调“商务为富强要图”

，要求各省督抚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妥速于各省会筹办商务局，公举殷实绅商，派充局董，详定章程，认真讲究，总期联络商情，上下一气，振兴商务。

同时要求各地着力整顿商务、矿务，以开利源，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7月19日，康有为具折条陈，从理论上阐释发展商务的重要性，指出西方国家的洋货之所以能够越万里而畅销中国，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高度重视商务，其国中有商学以教之，有商报以通之，有商部以统之，有商律以齐之，有商会以结之，有比较厂以励之，有专利牌以诱之。

这还仅仅是货物尚在西方国家内的情况，待到这些货物出国之后，西方国家更有许多措施进行保护，假之资本以助之，轻其出口税以便之，有保险以安其心，有兵船以卫其势，听其立商兵轮以护其业。

又有遍布各通商口岸的领事对各地经济状况的详尽考察及相关建议，官商相通，上下一体，故西方国家的物品能够制造精、畅销易，视万里重洋若枕席，所以西方国家基于商业的繁荣，在军费开支上似乎从来就没有像中国这样困难过，民足而君足，国富而势强，都是重商主义的必然结果。

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康有为建议清政府应该竭力张扬重商主义的精神，鼓励一切有利于中国进步与繁荣、有利于中国市场开发的举措。

他指出：中国政府应该像西方近代国家的政府一样设专司专学以启发民众的商业意识，改变各级官吏对商人的歧视；鼓励开商学、译商书、出商报，立商律，为商务的繁荣提供外在的环境；政府还应该像西方国家那样，调整税率，鼓励出口，制定专利制度以保护专利产品等。

康的建议最后归结为令各省商务局立商学、商报和商会，并仿日本立劝工场及农务学堂，讲究工艺农学。

康有为的这些建议受到清廷的重视。

7月25日发布的上谕就明确要求刘坤一、张之洞选派通达商务明白公正之员绅试办商务局，并先就沿海沿江，如上海、汉口等地调查资源，提出方案，并就如何设立商学、商报、商会等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

振兴商务，特别是要建立具有近代特征的商业流通体系，就必须有近代金融手段，必须设立相应的国家银行和各种商业银行。

设立国家银行的准备工作早在1897年初就由盛宣怀负责进行，是年5月27日在上海设立总行，自夏徂冬，先后在天津、汉口、广州、汕头、烟台、镇江等地设立了分行，翌年初在北京设立了京城银行。

至此，具有近代特征的金融体系初步形成，此后自京畿以迄各通商码头，都有中国自己的银行分号，或不致如先前仅为洋商所把持，中国自主的金融管理与经营系统大体确立。

当清政府宣布变法维新前后，盛宣怀觉得有必要将已建立的金融系统提升为国家银行，于是他向清政府提出了设立“中国通商银行”

这一具有国家银行性质的方案。

7月8日，光绪皇帝原则批准了这个方案，交户部速议具奏。

按照光绪皇帝的要求，户部对盛宣怀的方案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7月13日，清政府基本上同意了盛宣怀的建议，即着盛宣怀将银行收存官款，如何议生利息、汇兑官款，如何议减汇费，先与各省关商定明确，切实办理，并着户部咨行各省将军、督抚、各关监督，凡有通商银行之处，汇兑官款协饷，如查明汇费轻减，即酌交通商银行妥慎承办，以重商务。

商务为社会经济最重要的流通环节，而农业则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尤其是在以农业立国背景下的中国，农业的萧条不仅影响经济的发展，而且势必导致严重的经济问题，所以清政府在宣布振兴商务的同时，也格外注意农业的进步。

6月20日，总署奉旨妥议提倡学艺农工矿业事宜。

7月4日，发布上谕，着各省督抚督饬各该地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

上谕强调，讲究农政在中国已有久远的传统，这本是中国古代“劳农相劝”

的意思，所以各地官吏对此要随时维持保护，实力奉行。

如果哪个地方办得确有成效，准该督抚奏请奖叙。

该上谕还称：听说罗振玉等人在上海创办了农学会，对于转移风气，促进农业的进步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着两江总督刘坤一查明上海农学会的章程，咨送总理衙门查核颁布，供各地参考。

同时也希望各地注意外国农学图书的翻译与介绍，总期为农业的复兴提供帮助。

8月2日，光绪皇帝再发上谕，重申劝导绅民兼采中西各法，振兴农政，奖励工艺，强调以农为体、以工商为用，指示各省督抚一旦发现有能创制新法者必当立于优奖，期待各省督抚及各地官员皆当认真体察朝廷的深意，悉心讲求，次第兴办，毋得徒托空言，一奏塞责，而应切实负起劝导、推广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