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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政变起因与新政终结（第1页）

第四节　政变起因与新政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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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密谋应对

与慈禧太后发生言语冲突的当晚，光绪皇帝想了很多，也想得很苦。

他虽然对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太后是大清王朝的靠山，是中国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重臣能够从中斡旋，期待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

正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光绪皇帝第二天（9月15日）召见杨锐，与杨商讨对策。

杨锐表示：“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

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

为了克服杨锐的恐惧，光绪皇帝特别向杨锐下达了一份密诏，以便杨锐将来因此而获罪的时候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脱。

诏曰：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

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

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

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

但必欲朕一早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

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特谕。

从这份密诏，可以看出：（1）帝后的言语冲突，是那些被罢黜的“老谬昏庸”

大臣在太后面前哭诉引起的，太后希望皇帝今后处理人事方面更加谨慎，不要动辄罢黜这些大臣，以免闹得人心惶惶；（2）慈禧太后指出提拔汉族出身的政治新锐要谨慎；（3）光绪皇帝虽曾坚持己见，但太后以为这是政策的底线，不容讨论；（4）皇帝感到自己权力不足，如果一味坚持，帝位且不能保，也就谈不上维新事业了；（5）皇帝希望杨锐等军机四章京筹商一个办法，既能继续维新事业，又不拂逆太后的旨意。

有了光绪皇帝的密诏，杨锐提出四点建议供皇上参考：第一，重建皇权中心的权威与秩序，由慈禧太后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之皇上”

。

而皇上应该确认太后在政治决策中的至上地位，同意太后拥有政治决策的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

。

第二，建议对所有将要进行的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次第。

第三，建议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

，以免在政治上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与反弹。

第四，鉴于帝后冲突的原因都是偏信了康有为的意见，杨锐建议光绪皇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脱离关系，否则祸患不得平息。

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退朝后的杨锐急邀与自己关系比较密切的同僚林旭交换看法，对于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的偏激主张提出了批评，“责林甚切”

，林旭“默然无声”

，似乎同意杨锐的判断与建议。

9月17日上午，光绪皇帝在颐和园召见林旭。

关于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况史料缺载。

不过，这次召见确实为后来康有为等人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助动力，那就是在光绪皇帝召见林旭之后，清廷极端反常地“明降谕旨”

，责成康有为迅速出京，不得迁延观望，将杨锐的“去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