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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政变起因与新政终结（第2页）

建议具体落实。

林旭退朝之后即赶到康有为居住的寓所通报情况，不料康有为外出未归，林旭遂留下一张便条离去，告诉康有要事通报，明早再来。

第二天一大早，林旭如约拜访康有为，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光绪皇帝的情况，并口述光绪皇帝的口谕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

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

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

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

特谕。

林旭作为唯一在昨天与光绪皇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的转述引起了康有为的高度关切，他肯定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清政府既然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明降了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呢？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光绪皇帝已经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所控制而不得自由了吗？他一面草密折谢恩表示要“誓死救皇上”

，请林旭复命，并奏报自己肯定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督办官报；一面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以及袁世凯的重要幕僚徐世昌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光绪皇帝先后向杨锐及林旭颁布的两道密诏，认为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已经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的反扑下彻底失败了。

与会者抱头痛哭。

激于义愤，他们决心不惜牺牲自己去拯救皇上，并由此将他们心目中的慈禧太后由先前的守旧势力头目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或设法动用清朝已有的军队解决问题。

对和平变革步履维艰早就不耐烦的康有为很早就期待军事解决问题。

先是，随着九月天津阅兵日期的日趋迫近，各种政治传闻层出不穷，他愈益担心守旧势力可能会借天津阅兵的机会除掉光绪皇帝，拥戴慈禧太后重新出山。

至光绪皇帝下决心开懋勤殿征用通达时务之士以议新政的时候，康有为连日草拟一份极端重要的奏折，建议光绪皇帝仿日本的军事体制，建立属于自己统帅的参谋本部；将光绪二十四年改为“维新元年”

，以新天下耳目；又建议光绪皇帝“变衣服而易旧党心志”

；请光绪皇帝迁都上海。

光绪皇帝被康有为这些见解所吸引，“上皆然之”

。

掌握军队需要相当的时间，这一点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都很清楚。

政治局势的日趋危机迫使康有为等人作出极端冒险的决策。

他们一方面继续设法拉拢袁世凯或其他军队领导人，还利用会党进行军事冒险。

按照康有为等人的计划，只要他们能够调集一批绿林好汉，由这批绿林好汉出面发难，劫制慈禧太后，迫使慈禧同意放权或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这样他们的新政计划就可以继续进行。

一旦被劫制的慈禧太后拒绝合作、不愿放权或不愿放手让光绪皇帝进行政治改革，他们就可以将慈禧太后废黜。

康有为的这些计划得到了谭嗣同等人的回应。

二　游说袁世凯

康有为认为，在清军已有的将帅之中，袁世凯夙驻高丽，知外国事，讲变法，过去也曾附和他一起办过强学会，知其与董福祥、聂士成等一介武夫迥异。

思想上的契合，使康有为觉得袁世凯是最理想的人选，所以早在新政开始之初，他就有意识地派徐致靖的侄子徐仁录与袁世凯进行联络，以期将来在军事方面有所凭借。

9月11日，康有为代署礼部右侍郎徐致靖草拟了一份保荐袁世凯的密折，盛赞袁世凯家世将门，深娴军旅，于近代西方各国兵制及中国现在应行内政外交诸政策，无不深观有得，动中机宜。

由袁世凯负责训练的新军不仅在中国诸军中出类拔萃，而且获得了诸如俄国、日本一些军人将领的赞赏。

奏折称：

臣查日本变法之初，妙选将才，立三重镇。

今诚患无将帅之才，幸而得其人，必当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似不宜加以钤束，置诸人下。

夫兵机事也，缓急有变，大敌当前，秉命则失机宜，专命则嫌骄蹇，既不足尽其才用，切因以贻误事机。

袁世凯昔使高丽，近统兵旅，谋勇智略，久著于时。

然而官止臬司，受成督府，位卑则权轻，呼应不灵，兵力不增，皆为此故。

臣以为皇上有一将才如袁世凯者，而不能重其权任以成重镇，臣实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