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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政变起因与新政终结（第4页）

袁世凯闻言而怒，信誓旦旦地告诉谭嗣同：“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

谭嗣同说：“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必须将一群老朽全行杀去，始可办事。”

谭嗣同离开之后，袁世凯的心情无论如何也难以平静。

他反复筹思，如痴如病，原准备天亮前递折请训然后提前一天返回天津的计划也只好告吹。

9月20日晨，袁世凯按照原先的计划赴宫中请训，他在所呈递的奏折中隐约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担忧。

奏折称：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忧，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

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

请训之后，袁世凯回到天津，即赴总督府向荣禄汇报北京之行，略述内情。

因有人来谈其他事务，袁世凯约明日再来详谈。

第二天一大早，荣禄迫不及待地“枉顾”

袁世凯处详谈一切。

袁世凯比较如实地向荣禄描述了谭嗣同夜访的全过程以及自己的看法。

由于谭嗣同夜访的主题是杀荣禄、围颐和园，所以袁世凯在描述的过程中，重申这只是谭嗣同、康有为等“群小结党煽惑”

，并不代表光绪皇帝的意思，甚至可以有把握地说，光绪皇帝对于这些阴谋并不知晓。

对于谭嗣同的这些指控，素来沉着的荣禄大惊失色，大呼冤枉：“荣某若有丝毫犯上心，天必诛我。

近来屡有人来津通告内情，但不及今谈之详。”

袁世凯也向荣禄明确表示：所谓杀荣禄、围谋颐和园的计划“与皇上毫无干涉，如累及上位，我唯有仰药而死耳”

。

荣禄、袁世凯筹思良久，迄无善策。

不料至傍晚，却从北京传来有关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康有为革职以及缉拿康广仁等方面的电报。

也就是说，尚未待袁世凯、荣禄动手，北京方面已由慈禧太后为主导，成功地控制住了局势。

三　伊藤博文来华及其影响

伊藤博文是日本老一代的著名政治家，为日本的近代化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尤其是在日本近代政治体制的建构方面，伊藤博文主持吸收西方近代国家的政治精神与政治理念，创建并确立了日本的近代政治体制，长时期担任日本政府首脑。

1894年的甲午战争，就是伊藤博文政府蓄意挑起的，1895年的《马关条约》也是伊藤博文担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时的“杰作”

。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近代中国在甲午战争之后的不断衰败，伊藤博文负有很大的责任。

但在当时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中国人那里，却以为伊藤主导的日本政治变革才是中国发展的方向。

当甲午战争之后，国际局势尤其是远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俄国对远东的扩张急剧加快的时候，不仅中国内部有联合英、日抗衡俄国的思想主张，即便先前几年还与中国为敌的日本也竭力拉拢中国，希望与中国联合抗衡俄国对亚洲的蚕食。

1898年6月，伊藤博文内阁倒台。

赋闲后的伊藤博文萌发到中国游历的想法，至少在7月中旬这种传闻已经在日本国内公开。

不过，政治新锐康、梁等人，在促成伊藤博文以私人的身份到中国游历上也曾起到作用。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回忆，他曾建议康有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中国政府聘请伊藤博文做外国顾问。

这个建议引起了康、梁的极大兴趣，他们在随后的时间里通过各方面的关系终于促成了伊藤的来华。

由于伊藤访华的目的不为外界所知，这就引起中国乃至世界各方面人士的高度关切与猜测，中国国内的维新势力期待伊藤博文的访华能够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维新变法运动有所推动，而中国外交界和政界一些反对李鸿章等联俄政策的人，也期待伊藤博文在访华期间能够说服清政府放弃这一政策，转而依靠英、日等国，并进而与日本结盟，特别是伊藤访华前日本政府差不多经过两年多辛勤工作，中国政界的一些大员如张之洞、刘坤一等都多少具有这种倾向。

所以，伊藤博文的中国之行虽然不具有正式的外交名分，但对中国政治可能发生巨大的作用，则是可以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