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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政变起因与新政终结（第5页）

日本方面对伊藤的中国之行也高度重视，他在启程前曾与明治天皇多次秘密会谈，日本政府中的一些重量级人物也在伊藤出访前多次拜访，提供意见和咨询。

9月11日上午，伊藤博文一行抵达塘沽；14日，抵达北京。

伊藤博文在中国最敏感的时间访华，伊藤博文的此次中国之行不可能不带有政治目的。

他在晋见光绪皇帝之前曾与正在北京的英国记者莫里循有过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据莫里循的印象，“伊藤访华的目的可能还没有人知道”

。

根据莫里循的记忆，伊藤博文向他谈了至少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中国的内政即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二是日本与中国联盟的可能。

在北京，伊藤博文拜访了庆亲王奕劻及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廖寿恒、张荫桓等。

谈话涉及中国维新事业的进程。

伊藤说：此次漫游贵国，最令人惊叹者，乃贵国大皇帝聪明而勤于政事。

以余寡闻之人，亦闻大皇帝致力于革除积弊，振兴庶政，励精图治，以求变法。

此乃我日本国深为欣幸之事。

因为贵国今日急务，实有关于东亚大局乃至整个国际形势。

庆亲王说：我皇上圣聪，锐意图治，欲咨询于阁下。

贵国与我中国乃唇齿之邦，又为同雠。

阁下久历兴邦之事，趁此游历之机，能否以邻谊修睦之念，不吝教诲，以济艰难，实我国君臣上下之厚望。

总理大臣廖寿恒接着问道：我中国改革之必要，如燃眉然。

今日年老因循守旧顽固者，概行罢斥，而易以壮年新进熟谙洋务者，果如何？愿闻高见？

伊藤答曰：以学术、识见、经验言之，皆老成练达之士，不能易之。

有关国家利益得失之举，尤应慎重周详，且忌轻躁之行为。

若是老成练达之人适于佐助改革方针之确立，而盛壮气锐之士则擅事务之协理。

变法需细细考虑，而非猝然急激。

否则，乱阶将起。

看来，伊藤的这段话不是在赞赏光绪皇帝的大刀阔斧，而是蕴含着批评的意味。

恐怕伊藤对中国激进的政治变革所持的批评态度，恰恰启发了那些对新政怀有不满的利益受损者。

总理衙门王大臣与伊藤博文的会谈，算不上什么秘密，报纸已经公开报道。

随后，伊藤博文与刚被罢免总理大臣职务的李鸿章、现任总理大臣张荫桓互有拜访。

当伊藤一行抵达北京的时候，李提摩太也于9月中旬到达北京，并与伊藤住在同一个旅馆。

李提摩太居中沟通了康、梁与伊藤的关系。

9月18日下午，康有为至李提摩太寓所辞行，告诉李提摩太新政进行的艰难，他自己已经奉皇上的谕旨赴上海督办官报，如果不发生意外，应该在明天即南下。

康有为还说：现在的形势已相当危急，他原准备请求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友邦向清廷进忠告，警告清政府不要妄为，阻止新政的推行，更不要由慈禧太后重新出山训政、废止光绪皇帝的权力。

康有为说：可惜贵国公使外出避暑，不在北京，这一请求根本无法实现。

康有为的说法引起了李提摩太的注意，李氏清楚地意识到所谓危机也只是来自于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的不满，所以他劝康有为道：难道两宫之间的矛盾不能调和了吗？康有为解释说：皇上推行新政，进行改革，肯定将损害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而清政府盈廷皆衰谬诸老臣，他们只担心自己的政治地位、政治特权会随着改革的进行而丧失，所以整天在太后面前哭诉，太后信之，致横生阻力，“夫复调和之可言”

。

康有为虽然不相信两宫的矛盾还有调和的余地，但李提摩太的告诫也不能不引起他的注意。

所以，他此时除与其门徒积极地准备以武力手段解决问题外，也参照李氏的建议，寻求调和两宫矛盾的方法与途径。

第二天午后，康有为专程拜访伊藤博文，两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其基调就是请伊藤出面说服慈禧太后支持改革。

康有为说：正如中外许多政治家所知道的那样，我皇上并没有主导改革的全权，一切改革诏书莫敢奉行，视为一纸空文，皇上也无如之何。

这就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之所以推进缓慢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