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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义和团运动悄然兴起（第1页）

第二节　义和团运动悄然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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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建储所引起的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化主要局限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上层，对于下层民众似乎并没有多少直接影响。

中国下层民众在甲午战后承受着更多的痛苦，战争的失败使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他们没有能力和途径就国家大事直接表明自己的态度。

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自发地再次联合起来，他们用自己独特的应变方式掀起一场以挽救民族危亡为根本目的，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具有相当非理性因素的爱国救亡运动。

这就是以义和团为组织形式而发动的震动中外、名垂青史的义和团运动。

正如人们久已知道的那样，义和团运动是从1900年初方才引起人们注意的。

在此之前的数月间，义和团一直在其发祥地鲁西北慢慢地积蓄力量。

至1899年冬，义和团越过直隶和山东交界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快速扩展到华北平原的大部分地区，甚至蔓延到东北及内蒙古。

义和团运动的迅速崛起，与甲午战争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及国内社会经济萧条有着直接的关系。

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中国殖民地化的加剧，外国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内地，中国民间秘密结社的形式及其政治诉求多有变化，他们往往不满“新异族”

传教士的所作所为而将传教士作为主要的斗争目标和袭击对象。

民间秘密结社成为晚清中国社会中抵抗外来侵略尤其是反对外国传教士斗争的中坚力量。

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民间秘密结社反洋教的斗争虽然时有发生，但从总体上看，这种斗争既没有形成规模，也没有多少政治深度，更多的只是各地因某些具体的事件而发生的反对教士、教民不法行为的所谓“教案”

而已。

甲午战争之后则不然。

在甲午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步伐的加快，不仅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而且随着外国洋货的大量输入，近代新式工业的兴起，中国民间的生存状况、生存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较之战前不是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

有了这种最直接的个人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的农村人民在将这种责任归罪于清政府无能的同时，他们更直接的感受就是那些仰仗帝国主义洋枪洋炮而作威作福的洋教士们几乎没有什么好东西。

他们的愤怒无一例外地对准这些洋教士。

于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教案不仅在规模上大于甲午战争之前，而且在政治诉求上也与战前大为不同。

就传教士本身来检讨，这些传教士本来是肩负着传播“福音”

的使命来到中国的，他们在甲午之前一般地说来除了个别的传教士怀有某些政治野心、不安分于传教而热衷于政治活动外，大多数传教士还是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地区，作了许多有益的慈善工作、教育普及工作。

然而到了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在加快，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传教士也发生了某些分化，相当一部分传教士已不安心于他们的本职工作，而是开始直接或间接地为其国家利益服务，违背了其为上帝传播“福音”

的原初宗旨。

例如德国天主教会圣言会在山东的主教安治泰，一直要求德国政府为教会的利益采取积极有力的行动。

德国预谋侵占胶州湾时，安治泰又多次建议德国政府抢占胶州。

巨野教案发生后，他立即向德国外交部建议：“我们现在应该利用机会占据胶州。

它对我们在各方面是个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

他甚至当面建议德国皇帝说：“如果德意志帝国真的想在东亚取得一个属地，并重新巩固我们几已扫地的威信，这将是最后一个机会。

不管代价如何，我们不应放弃胶州——在经济与工业方面，胶州有一个比目前的上海更大的、更重要的前途——胶州的占领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士早已料到这件事。”

这种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行动与言论显然不符合传教士的角色，不符合传教士来华的原初本意，显然是以宗教的外衣从事宗教之外的事务，这自然引起中国人的反感。

像安治泰这样的传教士在当时虽然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但也为数不少。

诸如法国传教士樊国梁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等，他们虽然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与转型的过程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他们自己的国家发生某种冲突或外交紧张的时候，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背弃了他们最初的宗教乃至政治信仰，而屈从于更现实的政治，都曾向他们自己的国家竭力鼓吹瓜分中国，要求其政府动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租界地、抢占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国的阴谋，一直有西方传教士在其间起作用。

像丁韪良、李佳白这些传教士在中国多年，精通中国的国情和内部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