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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义和团运动悄然兴起（第2页）

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吹与煽动，甲午战争之后瓜分中国的阴谋或许不会那么严重。

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人民反对传教士和外国教会的斗争在甲午战争之后便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反对教会与传教士的局部斗争便自然地与反对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就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各地遭受外国侵略、**的程度来说，山东的情况更为严重。

山东人民不仅在甲午战争中遭受日本侵略之苦，而且在战后深受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之害。

德国于1897年强行占领胶州湾之后，便开始把德国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视为自己的殖民地，他们在山东境内大肆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强占民田、民房，破坏水道、坟茔，给山东人民，尤其是铁路沿线的居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与痛苦。

特别是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修筑铁路的相关协议明确规定，占用当地居民的土地应该给予相应的补偿和优待，但实际上这些被占土地的农民或者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被占土地的大量农民的不满，引起一系列的突发事情。

按照中德双方的约定，一旦发生这些突发事件，亦应由中国地方官府“从重惩办，如罪而止。

各据具在，并无有德派兵听其剿洗明文”

。

然而德国殖民当局根本不顾及这些规定，一旦山东某地发生骚乱，德国殖民当局就很快派兵直接镇压，结果虽然将这些以反对强占自己土地为主要宗旨的农民骚乱镇压下去了，但无疑激起了山东民众对德国人极端霸道的反感。

为了平息山东的民怨，山东地方当局参与处理这些纠纷的地方官吏曾向清政府提出过很好的建议，希望由政府出面协调与德国殖民当局的关系，建议：“以胶澳条约论，凡租界外原归我国自主。

所有东省铁路多在租界外，将来保护，或凭官法，或资兵力，固修铁路势所难免，然必归我国自主，庶免喧夺而起纷争。”

然而这样的建议或不被清廷所重视，或不被德国人所接受，结果矛盾越积越深，局部的抗争逐步演化成大规模的反抗。

侵占、瓜分山东的不只是德国，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试图在山东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甲午战争之后，威海卫被日本军队占领达三年之久，之后又被英国强行租借。

英国还强行圈占文登、荣成等县，逼迫农民交粮完税。

山东在沦为德、英、日的殖民地之后，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南北大运河的运输业因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迅速发展而急剧衰落，过去凭借运河之利得以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人等大批失业，四处流浪。

人祸之外是天灾。

山东地区自1895年起不知何故天灾频仍。

黄河连年决口，受灾面积仅山东境内就高达50州县。

1899年，黄河流域又遇到历史上不多见的大旱，山东境内饥荒严重，饥民遍地，流民遍野，人们流离失所，社会动**不安。

处在饥饿、死亡线上的人们最容易被感化，最容易被煽动。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领导反教会斗争的秘密结社义旗一张，便立即得到广大农村民众的积极响应，山东地区的反教会斗争由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并最终演化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的前身是在中国北方地区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民间秘密结社。

这些民间秘密结社具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明清易代之后，由于满族人的“异族”

统治，以汉族人为主要构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在“反清复明”

的旗号下获得新的发展，在中国下层社会形成盘根错节、世代相沿的巨大势力和复杂的联系网络。

他们活动的隐现起伏，直接反映了政治统治秩序的治乱兴衰。

一般说来，在政治统治比较巩固的时期，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活动比较萧条。

反之，当外患严重，或统治秩序比较无序的时候，民间秘密结社就比较活跃。

随着甲午战争后社会的大动**，民间秘密结社再度活跃。

综合各种文献记载，自1895-1899年间在北方地区至少存在着武圣教（金丹道支派）、如意教（儒门教）、大刀会、红拳、义和拳、诀字、红门、弥勒教、梅花拳、铁布衫、金钟罩、红灯照、八卦教、离卦教、黄洋教、在理教、混元门、六合拳、圣贤道、一炷香、白莲教、江湖会、仁义会、红枪会、天地会、哥老会等等。

这些教门、结社的成员主要是游离在传统农业社会经济结构之外的社会成分，诸如和尚、道士、拳师、术士、游勇、流民等。

他们浪迹江湖，见多识广，行踪诡秘，飘忽无常；身无所有，勇于反抗，故而在社会动**时期，他们往往充当反抗官府活动的急先锋或组织者的角色。

至于义和团的来源，情况甚为复杂。

1899年，时任吴桥县令的劳乃宣根据有清一代有关白莲教的上谕、奏疏，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一书，认定义和拳乃19世纪初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的一个重要教派。

劳氏的这一看法影响很大，许多研究者接受了这一看法，认定义和拳的起源与这一以反朝廷为主旨的民间秘密组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