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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义和团运动悄然兴起（第5页）

当这些不法教民与中国民众发生冲突的时候，教会并没有秉公处理，而每每袒护教民。

此点正如山东巡抚李秉衡所调查的那样：“自西教传入中国，习其教者率皆无业莠民，借洋教为护符，包揽词讼，凌轹乡里，恃作爪牙。

凡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为间说，甚已多方恫喝；地方官恐以开衅取戾，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满。

久之，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

于是有聚众寻衅，焚拆教堂之事，虽至身罹法网，罪应骈诛而不暇恤。

是愚民敢于为乱，不啻教民有以驱之也。”

应该承认，李秉衡的这些分析是合乎情理和事实的。

教会的不公，无疑加深了大刀会与教会之间的冲突，且积怨太深，遂至一发而不可制。

1896年6月，江苏砀山县（今属安徽）刘隄头村教民凭借教会方面的势力无理抢割平民地里的庄稼，双方发生械斗。

当地大刀会集合1000余人，焚毁了刘隄头教堂以示惩罚。

邻近数县的大刀会众闻讯后群起声援，先后焚毁、捣毁教堂20余处。

刘士端还派单县大刀会会众1000余人赶赴江苏助战。

在山东、江苏交界的马良集，他们捣毁了当地的官署，焚毁教堂，并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砀山县的大刀会首领庞三杰闻讯后联络山东大刀会以及牛金声（一作尤金声）、彭桂林、韩秉义、陈玉得、刘仲文等首领，率众前往单县及江苏丰县戴套楼等地找教民复仇，砸毁一些教民家中的家具，并焚烧了薛孔楼洋学等。

由此引起清廷的注意，谕令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李秉衡各派队伍，速往镇压。

庞三杰起事之初，率众不过四五百人，他们的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苏鲁交界的马良集等地。

刘坤一与李秉衡派出的官兵与大刀会在马良集等地鏖战数次，先后杀伤大刀会众800余人，彭桂林、刘士端、曹得礼等首领先后被捕，残部千余人继续活跃于山东曹州、河南东诸、江苏徐州等三省周边地带。

曹州、单县的大刀会斗争是甲午战争之后山东地区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反教会斗争。

这次斗争尽管时间不算太长，尽管遭到了清政府的无情镇压，但它对山东地区正在兴起的反洋教斗争，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展开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山东巡抚李秉衡在对大刀会进行严厉镇压的同时，也曾对山东民间结社的兴起给予高度关切，派人深入了解、调查这些民间秘密组织的情况。

当他了解到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的情况，尤其是其政治诉求之后，一般地说，他在执行朝廷的政令实施坚决镇压的同时，也对这些民间秘密结社给予相当的同情，期望这些民间秘密结社能够成为清政府解决民族危机时一种可以利用的民间政治力量或外交谈判时的政治砝码。

李秉衡一方面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些农村民间秘密结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付外国教会在广大农村的非法行为，因此当官府的力量尚不足以从体制上、实力上制约外国教会在中国的不法行为的时候，这些农村中的秘密结社对于平衡民间社会的结构显然是一种比较有效的自发自治组织，一般说来，并不会对社会的稳定，尤其是不会对官方的政治统治构成多么大的危害。

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这些民间秘密结社虽然受到先前白莲教等民间秘密教门的影响，其前身虽然具有反对清朝政治统治的性质，但到了他们这一代传人——义和拳——则性质大为改变，义和拳不仅不再是清朝政治统治的异己力量，而且因其以“扶清灭洋”

相号召，反而是清政府进行对外斗争时可以利用的一种民间势力，是可以在与外国列强进行外交交涉时进行谈判的一种政治砝码。

因为像李秉衡这些的官僚虽然害怕列强，但他们对列强的飞扬跋扈、指手画脚的行为也总是有些不情愿的。

基于这种认识，包括李秉衡在内的山东几任巡抚对义和拳、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进行镇压时，就远不如甲午战争之前清政府对待民间秘密结社那样严厉。

如李秉衡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就采取了区别会与匪、首与从的关系，对不同成员采取了不同的镇压、安抚政策。

对于那些不愿屈从的“悍匪”

，李秉衡进行了残酷无情的镇压；对于那些并无政治主见的一般“会匪”

，李秉衡则采取了较为温和的处理措施。

一般说来，对于大规模武装抗拒者严行剿办，对为首者予以严厉查拿，但对一般会众，则晓谕其解散，既往不咎；对那些能够与官府合作，“但若能悔罪出会者，准其自新”

。

其结果，“在会者闻朝廷法外之恩，多能洗心革面；其顽梗抗拒者，又即迅速捕获悉与歼除。”

李秉衡这种区别对待处理民间秘密结社的方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在某种程度上使民间秘密结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

这种方法既为他的继任者们所仿效，也是清廷在向外国宣战前对付山东、直隶一带义和团的一般方针。

毓贤在处理济宁红拳反教会斗争时说过这样的话：“平民学习拳棒，多系自保身家。

惟前受教民欺诈太甚，加之外来匪徒乘机煽惑，遂各怀报复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