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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义和团运动悄然兴起（第6页）

待到朱红灯的神拳起事的时候，毓贤更明确指出：“山东民情强悍，因屡受教民欺侮，积不能报，多习技勇自卫身家，其事容或有之。

至于聚众逞凶，只是外匪乘民教不和，从中挑衅生事。”

他甚至把那些反洋教斗争的拳民说成是“冒称大刀会、义和拳等名目”

进行捣乱的“外来游匪”

，以此为大刀会、义和拳开脱和正名。

在毓贤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地方官对于当地民众反对教会的斗争也尽量予以掩盖，实在掩盖不住，就指责是那些“外来匪徒”

“假托”

拳会之名而捣乱。

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或支持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生。

与李秉衡的“会匪区别”

的政策相比，毓贤的办法显然更进一步。

他不仅认为应该区分会与匪，而且从根本上否认拳会是反洋教斗争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他的目的一是要以镇压“外匪”

的名义镇压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把人民自发地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限制或纳入官方许可的轨道上；二是在镇压的同时避免过分损伤人民群众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热情和力量，并以此来抵制教会势力的过分嚣张，平衡民间力量，维持社会稳定。

基于这种考虑，毓贤在镇压人民反洋教的斗争时，也同样采取了“惩首解从”

的方针，对那些不堪教民欺侮投身拳会进行斗争的平民，毓贤要求要“分别良莠，悉令解散”

，不要因少数人的不法行为而扩大打击面，以免事态的进一步扩大。

显然，毓贤的这种政策并不仅仅是因为拳民人数众多，“如不分别对待，诚恐株累太多”

，当然也不是因为担心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势必铤而走险，溃川决防，不可收拾”

，而是因为在他的思想深处，深感仅仅凭借政府的力量并不足以与洋人进行交涉，并不足以抗衡飞扬跋扈的外国教会，因此他真诚地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护拳民的积极性和反抗外来侵略的热情，在主观上有利用拳民的力量以与外来势力相抗衡的政治或外交目的。

于是他的这种政策在客观上起到了支持和纵容义和团进一步兴盛的效果。

义和团之所以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成长，除了官方的纵容、默许、支持外，也与官方试图将他们“官方化”

有关。

据记载，在义和团兴起之初，山东当局在采取“会匪区别”

和“惩首解从”

的政策外，也确曾希望将这一民间自发的反对外来侵略的力量官方化，采取了所谓“改拳为团”

的特殊政策。

1898年6月30日，山东巡抚张汝梅上奏清廷，称正在山东、直隶交界处活跃的义和拳实际上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创立的乡团，因此他建议清廷充分考虑“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

的建议，适时决定“督饬地方官吏剀切劝谕，严密禁察，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

。

这样，就可以将民间的力量纳入官方的轨道，利用这些力量以与外来势力的压迫进行有序的斗争。

张汝梅的建议得到了清廷的默许，于是“改拳勇为民团”

便成为山东地方当局对待义和团、大刀会的一般方针。

至1898年11月，清廷又将这一方针推广到直隶、奉天等地，这些地区的许多拳会会员都被政府强制收编为乡团，使这些原本民间自发的秘密组织公开化、官方化。

毓贤出任山东巡抚后，继续执行张汝梅的这一方针。

他一方面禁止民间私立大刀会、义和拳等名目的拳会，一方面命令地方官员认真稽查，“凡属私团，概行归官督率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