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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第2页）

在纷纷提出意见的同时，一些大厂克服种种困难，自动组织内迁。

这就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增加迁移经费。

9月18日，资源委员会向行政院提出《上海工厂迁移内地扩充范围请增经费》案，要求扩大迁移工厂的种类，增拨迁移费78.2万元。

实业部此时也提出了关于工厂内迁问题的报告。

该报告认为：工业生产关系抗战前途，因此战区及战区附近的工厂应迁移至安全地带继续生产。

实业部并制定了《沿海各省市工厂迁移内地制造办法》，该办法规定：“（一）沿海各省市（如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上海、青岛等市）之重要工厂易为敌人破坏或利用者，以及受战事影响不能制造者，皆应设法迁移至内地，以利长期抗战；（二）各厂的迁移费用，由政府商由各大银行特予低息贷款，其余如厂基、运输、动力、燃料等项，由政府尽量设法给予便利；（三）与军用有直接关系之工厂，政府除给予上列各项之便利外，并对迁移费用酌予补助。”

该办法不仅对迁移者予以鼓励，还第一次提出：“应迁移而不愿迁之工厂，对厂主应给予处分。”

9月下旬，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取代上海迁移监督委员会，全面负责沿海工矿的内迁工作。

27日，工矿调整委员会讨论确定了通过工厂迁移原则，将迁移工厂分为军需工厂和普通工厂两类，规定：“军需工厂系指国防上必需该厂之助，由政府令其迁移，……此等工厂之迁移得由政府按其个别情形酌予补助”

，“普通工厂为指定军需工厂以外之工厂。

凡愿迁移，呈经政府核准者，得予以免税、免验、减免运费、便利运输或征收地亩等之援助。

惟因财政所限，不补助迁移费。”

到1937年12月上旬，上海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其中机械五金业66家，造船业4家，炼钢工业1家，电器及无线电业18家，陶瓷玻璃业5家，化学工业19家，炼气业1家，文化印刷业14家，纺织印染业7家，饮食品业6家，其他工业5家。

运抵武汉的机器材料14600余吨，技术工人2500人。

与上海相比，沿海其他地区厂矿内迁的工作不太顺利，只有少数工厂得以内迁。

与民营企业比较起来，国营厂矿的迁移起步较早，且要顺利得多。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资源委员会就开始将山东中兴煤矿，安徽淮南、大通煤矿，河南中福、六河沟煤矿，河北怡立煤矿，江西萍乡、高坑等煤矿，湖北扬子、大冶、汉阳三铁厂，以及湖南的铅锌厂的全部或一部分机械迁往内地。

10月后，军政部又先后将其所属的上海炼钢厂、金陵兵工厂、巩县兵工厂、株洲枪支处、广东兵工厂等内迁。

这些国营厂矿的迁移条件优于民营厂矿，故拆迁工作比较顺利。

内迁工厂的集结地为武汉，一部分工厂经此继续迁往四川，一部分工厂则很快在武汉建厂复工。

据统计，迁汉复工的工厂计有64家，它们一直坚持生产到6月武汉危急时。

这些工厂共制造了手榴弹10万余枚、迫击炮弹2万余发，以及大批地雷、水雷、铁铲等军需器材，为前方抗战作出了贡献。

大批工厂群集武汉后，征地建厂便发生了问题，且武汉又不时遭日机空袭，日后仍有可能面临日军的进攻。

因此，1938年春国民政府又作出了第二次大迁徙的决定，将在汉工厂进一步迁往西南各省。

至4月初，已有68家工厂迁出。

6月底，日军逼近马当。

国民政府下令大冶各厂矿内迁，不久又令武汉各工厂内迁。

国民政府此次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拆迁政策，规定各工厂无论大小，凡对后方军工、民生有用的一律内迁。

工矿调整处8月5日颁布的拆迁标准规定：纺织染业，凡国人经营之纱厂应全部拆迁；机器五金厂，资产在5000元以上者应由其单独迁移，设备简陋但对军需制造有用者共同迁移；所有动力设备应全部内迁；凡工厂太小不拟内迁的，其优秀的技术工人应由政府协助迁往后方；所有原料，如生铁、钢材、钢块等，包括废料在内，尽量迁往后方备用。

其他各项工厂资产在5000元以上的，应一律内迁；工厂虽小但设备较先进的，应一律内迁；凡工厂设备、工具与其他工业有关系的，应一律内迁；凡该工厂的技术工人为后方所缺乏的，应一律内迁；凡在运输、复工方面缺少资金的工厂，一律予以低息贷款。

此外，国民政府还规定，凡来不及拆迁者一律炸毁。

由于战局的发展，工矿内迁工作到1940年底基本完成。

据行政院报告，经国民政府协助而内迁的厂矿共达448家，技术员工有12080人，机器材料70900吨。

其中属于国防工业范围的厂家达60%以上。

在地域分布上，以四川和湖南两省接受内迁厂家数量最多，四川接受厂家占内迁厂家总数的54.67%，湖南则占有29.21%。

但上述行政院报告的数字并不是内迁工厂的全部，因为这一统计中并未包括自行迁移的工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