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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汪精卫投敌与汪伪政权的建立（第6页）

3月30日，汪伪在南京举行了“国民政府还都”

仪式。

同日，汪伪政府发表《国民政府还都宣言》，号召国民党的党、政、军公务人员自此布告以后，务必于最近期间回京报到，并许诺凡来报到人员概以原级、原俸任用，有贡献者，尤优予任用。

《宣言》煞有介事地命令全国各地的中国军队和非正规军队从即日起停战，等待命令。

并宣称：此后，重庆方面如仍对内发布命令、对外缔结条约协定，皆当然无效。

根据日汪密约，汪政府内成立了“最高军事顾问部”

和“最高经济顾问部”

。

这两个顾问部实际上掌握着汪精卫政府的最高决策权。

尤其是一手扶植了汪政权而担任最高军事顾问的影佐祯昭形同“太上皇”

，汪政府官员都须遵其意旨而行事。

此外，汪政府各部也都分别由有关日本顾问对口控制。

但是，日本并未立即给予汪政府以正式的外交承认，它要求把以前的日汪密约条款以政府间条约的形式正式签订，以使其具有公开的合法效力，外交承认则与签约同时实现。

4月26日，日本前首相阿部信行率团到达南京，祝贺汪政府“还都”

，但其最主要任务是与汪精卫政权协商签约。

从7月5日至8月31日，日、汪代表经过16次会议的讨论，终于以1939年日汪密约为蓝本，确定了所谓《中日基本关系条约》的最后文本。

这一条约对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作了空前的出卖，根据这一条约，中国无疑将沦为日本的附属国。

11月30日，日、汪举行条约签订仪式。

同日发表《日满华共同宣言》，声明三国间互相承认。

至此，汪精卫政权在其成立8个月后终于获得了日本的正式承认。

从表面上看，日本对中国抗日阵营的分裂取得了成功。

国民政府的第二号人物离开了抗日大本营，最终投入日本的怀抱，对中国的抗日力量确实起了削弱作用。

然而，汪精卫最终成为傀儡，也就失去了他曾被寄予的号召力与权威性。

尽管日本人与他订立了获取大量权益的条约，但其内心也明白，与汪精卫之流是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的，问题的关键仍是在继续抗战的重庆政府。

在组建汪政权的过程中，日本曾两次因与重庆的关系而暂停活动，便是明证。

如1940年3月，日方因等待重庆政府对直接议和的答复，便推迟了原定“还都”

典礼的进行日期。

日本对汪伪的外交承认，在1940年8月底日、汪就协定达成一致时便已准备就绪，但因日本与重庆之间的“桐工作”

及其后的“钱永铭工作”

，日本还在等待着重庆政府的变化。

直到对重庆政府基本绝望后，日本才于11月30日承认了汪精卫政权。

可以说，倚重汪精卫政权已非首选之策，不管日、汪对此如何大肆粉饰宣扬，其实只是无可奈何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