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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政府与日本的秘密接触（第4页）

的口号。

7月15日，日本内阁核心会议决定了扶植新的中国中央政权的方略。

此外，日本政府还决定设立“对华院”

，作为统一指导对华方针的中央机关。

日本陆军试图通过这一机构掌握对华政策的决定权。

宇垣认为这有损于外务省的外交大权，实际是要“抽掉外交系统的中枢”

，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9月29日，宇垣提出辞呈，计划中的孔祥熙——宇垣会谈也随之告吹。

二　“桐工作”

及中日秘密接触的终结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这为中日间的接触提供了新的契机。

无论是国际环境还是在中日内部，都由于这一突变而产生了新的变化。

就国际环境而言，由于欧战爆发，列强的主要注意力自然更加集中于欧洲。

为了全力解决欧洲问题，有关大国重新萌发了调停中日战争、使远东暂趋安定的念头。

美国试图从东北问题着手作一解决中日问题的试探。

欧战爆发后不久，罗斯福在白宫约见胡适大使，他认为中日之间最困难的是东北问题，因而提出由中日共管东北的设想。

英国政府担心德日重新接近或苏日间达成与其不利的妥协，因而希望尽快消除英日之间的分歧。

他们认为，英日冲突的最直接原因是中日战争，如果中国与日本停战媾和，英日间的不和便可消除。

因此，欧战初期，英国政府内不断有人提出促使中日和解的建议。

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先后会见中日驻英大使，试探双方对和谈的态度。

此时，在中国政府内部也有不少人希望利用民主国家与轴心国家冲突升级、美英可能与中国进一步靠拢这一有利时机与日本进行结束战争的和平谈判。

他们主张“应赶快设法变更方针，如能结束战争，即应及早结束战争；如能得到和平，即应早日实现和平”

。

他们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对日本不利，可以利用这一形势压迫日本让步，恢复和平。

经济部长翁文灏于1939年11月11日致胡适的信便反映了这一想法。

他写道：“在此欧洲吃紧之时，德国对于日本机械之供给，殆告断绝，日本进口之必要物品全靠美国。

美国自宜趁此机会立即停售，使日本供给告绝，则其人心自必大起恐慌。

……既受军事抗争，又受经济压迫，其时日本惧祸求和之心自必倍切。

时美国宜即召集太平洋国际会议，修订条约，恢复和平，日本必不敢有所异议。”

1939年9月28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对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时声称：中国自开战以来从未拒绝和平，只要合乎“光荣和平的条件，中国无不乐于接受，尤其希望爱好和平国家如美国能促成调停”

。

10月上旬，中国驻德大使馆参赞向德国外交部提出请德国出面调停的要求，表示：“如果中国主权能被充分尊重，中国即准备与日本维持真诚的友好。

委员长完全不是反日本，他是被迫违反他的意愿而与日本作战，他欢迎任何合理的解决。”

该参赞怂恿说：“德国的调停，也会给德国带来将来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地位。”

欧战爆发后，日本也决心抓住这一时机解决中国问题。

鉴于武力征服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日本试图在“和平工作”

中取得突破。

因此，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在确定1940年的中国事变处理方针时，把促进蒋、汪合流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目标，以此为中心把1940年划分为三个时期，在不同阶段实施不同策略：（一）在3月以前，即在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前，促成蒋、汪“事前合流”

，共组政权；（二）若此目标未达成，则争取在汪政权成立后的半年中，争取蒋、汪的“事后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