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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政府与日本的秘密接触（第5页）

；（三）倘仍不成功，“便转入遂行持久作战的态势”

。

这样，在欧战爆发后的一年中，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达到了空前活跃的程度，其接触的路线、规模和深度都前所未有，也为八年抗战中所仅见。

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即是被日本人称之为“桐工作”

的日、蒋香港——澳门会谈。

1939年11月底，日本派遣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出任日本驻香港武官，其真正使命是策划建立与重庆间的联络线。

铃木选中了中国要人宋子文的弟弟、时任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的宋子良为目标。

12月下旬，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与“宋子良”

取得联系。

数次会谈后，铃木提出了由双方政府各派能够代表中央政策的代表来香港举行会谈的建议。

“宋子良”

于1940年2月回重庆报告。

其后声称：经最高国防会议研究，重庆政府同意派出代表与日方进行秘密会谈。

1940年3月8日至11日，中日双方代表在香港举行了四次秘密会谈。

中方出席的正式代表据称是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及宋子良。

日方代表是军总司令部的今井武夫大佐及铃木卓尔。

谈判中，在一些重庆政府看来不立时关系到其政权存废的非要害问题上，如在经济合作、日本人在中国的居住权和经营权、聘请日本顾问等问题上，中国代表在附有但书的情况下同意作出让步。

然而，围绕着承认“满洲国”

和日本在华驻军问题，中日双方的意见难以调和。

日本要求重庆政府公开承认“满洲国”

，但中方代表认为，如果公开承认，“会引起国际上的误会，政府会失掉国民的信任”

，还会引起国民党内部抗战派的反对。

因此，中方代表要求目前暂不讨论东北问题，中方将对已是既成事实的“满洲国”

取默认态度，留待将来解决。

但日本方面却不肯作任何让步。

它们企图通过中国政府对“满洲国”

的公开承认，确认“满洲国”

的国家地位，使它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从此合法化。

日本还以共同防共为借口，要求在内蒙和华北等地继续驻军，这实际上是要把这些地区长久地置于日本的军事占领之下。

对此，中方代表不敢退让，他们要求届时日本在华军队“从速全部撤退，不得另有所借口延迟撤退”

。

在谈判中，中方代表表示可以考虑在部分地区延长日军的撤兵期限，但不同意使用“防共驻兵”

一词。

香港会谈，中日之间未能达成协议。

6月4日，双方在澳门开始举行第二轮会谈。

澳门会谈仍然未能就“满洲国”

问题和撤军问题达成协议。

6月6日，中方代表表示：双方意见看来难以一致，今后的会谈可留待蒋介石的代表（预定为张群）到上海等地与汪精卫会谈，待有关汪的问题解决后，再由蒋介石与板垣直接会谈。

于是，日方代表提出举行蒋介石、汪精卫、板垣三巨头会谈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