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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政府与日本的秘密接触（第6页）

澳门会谈亦就此而结束。

中国代表于6月22日答复日方：中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召开三人会议，但会谈须在中国军队控制的长沙地区举行。

板垣和汪精卫对此表示同意。

但日方同时提出，重庆政府须以书面保证出席三人会谈的日、汪代表的安全。

然而中方以“绝对保密”

为理由，不同意出具书面文件。

7月25日，中国方面要求日本取消第一次近卫声明，而且要日方保证严守这次会谈的秘密，并不再介入汪、蒋合作，中方还要求日本把以上这些承诺写成书面文字交与中国政府。

显然，日本难以接受这样的要求。

此后，日方为了换取中方用书面文件保证日、汪代表的安全，近卫首相和板垣曾写私函给蒋介石。

“宋子良”

看到近卫和板垣的信函后挑剔地说：近卫亲笔信未确切否定“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的第一次近卫声明，又指责近卫对板垣出席长沙会谈未予全面支持，只是抱旁观的态度。

此时中方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

9月中旬，中方通知日方：在东北问题和驻兵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之前，长沙会谈暂行搁置。

这期间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7月，日本内阁改组，东条英机接任陆军大臣。

东条迷于武力，对和谈不感兴趣。

9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严令中国派遣军停止和平谈判。

于是，中国派遣军决定暂停“桐工作”

，观望形势的变化。

至此，前后经历近一年的“桐工作”

无果而终。

在这一时期，除了“桐工作”

外，中日之间的接触还有司徒雷登路线、王子惠路线和钱永铭路线等，但这些活动都还处于互探和谈条件的初级阶段，均未走到像“桐工作”

那样由双方派遣正式代表坐下来谈判这一步。

“司徒雷登工作”

始于1940年2月。

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受华北日军司令多田骏委托，向重庆转达日方希望蒋介石政府改变抗日容共政策、实行蒋汪合作的信息。

对此，蒋介石一方面向司徒雷登表示，中国有决心打下去，中国希望得到外国的贷款，以解决目前的财政困难；一方面又提出，日本应以重庆政府为对手，中国需获得不受侵犯的保证，日军应从长城以南撤出，满洲问题则留待和平恢复后再作处理，日方提出的防共和经济合作的内容应加以修正。

4月初，司徒雷登返回上海，将蒋介石的这一态度转达给日方。

同时，司徒雷登也向罗斯福总统作了报告，并建议美国政府向中国提供援助，以帮助解决中国面临的财政困难。

但此时“桐工作”

的香港会谈已经开始，为避免多头绪进行所造成的混乱，日方暂停了通过司徒雷登的这一临时路线。

“王子惠工作”

的时间大致与“桐工作”

同期。

王子惠曾任伪维新政府的实业部长，后辞去伪职，从事中日间的秘密接触活动。

王子惠在日本得知板垣有从速结束战争的想法后，将这一信息通过贾存德转告了孔祥熙。

孔要求王子惠尽快与板垣取得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