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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国民政府与日本的秘密接触（第7页）

1940年5月初，板垣会见了王子惠，提出了五项议和条件：（一）中日共同防共；（二）中日经济合作；（三）取消汪精卫政权；（四）中日休战；（五）日军撤兵。

板垣并表示他急切希望与孔祥熙会谈。

孔认为这一条件并不苛刻，可以接受，便报告了蒋介石。

但此时“桐工作”

已经开始，“王子惠工作”

便被暂时搁置。

经过一番筹划，8月下旬，王子惠作为孔祥熙的代表与板垣的代表岩奇清七在上海举行会谈，贾存德等亦参加了谈判。

谈判中，贾发现王对日方让步太多，而拒绝在记录上签字，会谈不欢而散。

“钱永铭工作”

则大致始于“桐工作”

结束之后。

钱系交通银行总经理，与蒋介石的历史渊源颇深，时常居住香港。

钱与日方在8-9月间就已有所接触。

“桐工作”

终止后，日方于10月下旬派外务省参事田尻爱义赴港，会见了钱永铭的代表，提出了日方的条件。

钱随即派人去重庆向蒋介石报告。

蒋介石提出：如果日本确认这两个条件，即（一）无限期延期承认汪精卫傀儡政权；（二）原则上承认在华日军全面撤兵，中国方面就同意与日方进行谈判。

11月中旬，钱永铭向日方转达了这一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11月上旬，重庆政府曾发布了一个措辞激烈的布告，宣布凡是谈论中日和平问题的中国人一律以汉奸看待。

此刻，中国政府尽管仍在通过钱永铭向日方传递中方的谈判原则，但不能不说它对于和谈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某种微秒的变化。

从重庆政府能提出开始谈判的先决条件来看，似乎中方此时对“和平工作”

的热情已有所降低，倒是日方显得更为急切些。

11月24日，日本四相会议决定先允诺重庆政府所提的这两项条件，要求其派代表到香港会谈。

但“钱永铭工作”

遭到了日本政府内另一部分人的反对。

他们认为“钱永铭工作”

是重庆方面阻碍日本承认汪精卫政权的谋略，而主张应及早承认已于该年3月间成立的汪精卫政权。

汪政权的首要人物周佛海也力劝日方不要中“重庆拖延之计”

，因为根据他所获得的情报，“渝方暂无和意”

。

很快，主张承认汪政权的意见便压倒了主张继续与重庆政府接触的意见。

11月28日，日本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决定按预定计划于11月30日与汪精卫政权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同时宣布对汪精卫政权的外交承认。

至此，“钱永铭工作”

也告中止。

1940年是中日秘密接触最频繁的一年，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经历了这一高峰时期后，中日间的秘密接触显见减少。

随着国际形势对中国越来越有利，中国失去了与日本谋求不可能是公正的和平的兴趣。

1941年初，板垣曾通过司徒雷登提出了一个比日方以往所坚持的条件要大大后退了一步的谈判条件，表示日方愿以撤退山海关内日军、承认重庆政府、保证中国独立为条件，以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并表示希望美国出面调停或举行中、日、美三国会议来解决中日冲突，但此时蒋介石对日方提议谈判的态度已不同于以往，他声称：中日问题须俟世界战争总结束后解决；日本不能持久，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