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一 敌后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与各项事业的发展（第6页）

在该《决定》的附件中，中共中央对地租、债务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具体办法，以供各地采用，并提出：各地倘认为该办法符合当地情况，须坚决执行；倘认为情况不合须变通办理时，则须将变通之点报告中央，取得批准。

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文件要求：一切尚未实行减租的地区，其租额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以此为原则。

在游击区及敌占点线附近，可比二五减租还少一点，只减二成、一成五或一成，以能发动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及团结各阶层抗战为目标。

该办法注意保护农民利益，规定地租一律在产物收获后交纳，不得预收地租，不得索取额外报酬；如因天灾人祸，收成全部或大部被毁时，得停付或减付地租；多年的欠租，应予免交；在租佃契约上及习惯上有永佃权者，应保留之，无永佃权者，不应强迫规定，但可鼓励双方订立较长期的契约，使农民得以安心发展生产。

该办法还规定：评租委员会须有农民、地主、政府三方代表参加，但政府有最后决定权。

关于债务问题，则规定应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

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原本二倍者，本利停付。

该办法同时规定：债权人不得因减息而解除借贷契约，债务人亦不得在减息后拒不交息，债权人有依法诉追债务之权。

此后，各根据地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制定或修正了相关条令，在各地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运动。

晋察冀边区于1942年3月制定了《农民土地斗争纲领》，重申贯彻“四一减租”

（即二五减租），过去减租不彻底者，一律重减；争取订立5年以上的新租约，以保护佃农的佃权等。

1943年2月，边区政府公布根据中央决定再作修正的《晋察冀边区租佃债息条例》及其《实施条例》，明确规定在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交租交息。

晋察冀边区的减租减息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

10月，晋冀鲁豫边区修正并公布《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对不同形式的租地规定了不同的租率，并对土地所有权、佃权及一些特殊土地的处理作了明确规定。

在陕甘宁边区，中央西北局于1942年10月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和《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要求“在一切未经分配土地的区域，减租应当成为今年秋季的中心工作”

。

12月，边区政府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对各种不同的租佃形式规定了不同的减租率。

由于此前边区各地已经实行了较高的减租率（如陇东地区的“三七五减租”

，关中地区的“对半减租”

），《条例草案》规定各地仍可维持已颁布的减租率，并规定减租率不得低于二五。

1942年5月，山东根据地颁布《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和《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规定实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

据不完全统计，1942年山东根据地实行减租的有18294户、393483亩，减粮6207283斤。

中共华中局于1942年5月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华中各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也全面展开，并根据中心区、边缘区和游击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减租减息的办法。

在盐阜区的中心区，到1943年已有85%的农户减了租，边缘区和游击区的减租农户也达到了40%-50%不等。

盐阜地区佃农共有5.6万户，减粮2200多万斤，平均每户减租达360多斤。

各地减租减息运动的进行，大大削弱和限制了农村的封建剥削，使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参加抗日斗争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各地在减租减息后出现了开荒生产、开展农田水利建设的**。

广大农民踊跃参军参战，根据地的军队和民兵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此外，减租减息运动的稳妥进行，照顾到了各阶层的利益，团结了各阶层共同抗日，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王稼祥在谈到晋察冀边区的减租减息时指出：“这种政策可说是边区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

凡是减了租的地方，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与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加了。”

在进行减租减息运动的同时，敌后根据地的另一项中心任务便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实现生产自给。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军队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根据地财政经济日益困难。

为坚持持久抗战，陕甘宁边区留守部队开始倡导生产自救，从事种菜、养猪、烧炭等生产活动，以减轻人民负担。

在取得成功后，中共中央将这一经验推广到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中去。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

的口号，号召各根据地开展生产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