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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第4页）

，目前应当强调的是反投降，不能同时有几个强调，“民主民生在国民党区域是宣传口号，不是行动口号”

。

这表明，中共对于国民党能否真正地实施民主其实并不抱多大指望。

中共作出这一决策的背景是：1939年中期，国共之间的摩擦频繁起来，中共担心国民党在反共的基础上与日本达成妥协。

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上。

1939年秋，随着一届四次国民参政会的召开，宪政运动逐渐进入**，中共敏锐地意识到投入这一运动的必要性，因为要求民主与坚持抗战、反投降并不矛盾，并能由此获得各方的同情和支持，更有力地防止内战的发生。

因此，中共中央在10月2日发出关于宪政运动的第一次指示，将反投降与要求民主并举，要求“各级党部应运用本届参政会的进步决议，用各种方法来加强反汪、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及要求实行民主、实行宪政的运动”

。

中央指示各地“要求立刻实行民主政治，召集真正民选的全权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

，“积极参加国民宪政会期成会的各种宪政运动”

。

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推进宪政运动的第二次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积极的主动的参加与领导这一宪政运动，使之成为发动广大民众，实现民主政治的有力的群众运动，借以克服目前时局的危机，争取时局的好转”

。

这里，时局的危机即这段时期中共一直所强调的投降危机，以要求实现民主来克服投降危机的设想在此一目了然。

既然决定参加这一运动，中共便力争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引导宪政运动向自己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针对国民党同意于次年召集国民大会以博取民意的举动，中共提出了不容其敷衍的主张：一是立即实现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信仰自由的民主权利，作为召集国民大会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二是废弃或彻底修改战前的国民大会选举法，战前根据旧选举法选举出的国民大会代表应取消改选，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民众团体直接选举代表；三、国民大会应是全权的民意机关，除制定宪法外，应有选举与改组国民政府与决定各种基本政策的权利；四、战前的宪法草案必须彻底修改。

当然，中共也意识到这些主张不可能为国民党所全部接受，因此在不放弃进行这些宣传的同时，准备接受“必要的对抗战有利的临时折衷办法”

。

1939年11月，毛泽东、吴玉章、陈绍禹等中共参政员在延安发起组织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

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正式成立，吴玉章担任促进会理事长。

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批评国民党谈论宪政的虚伪性，指出他们是被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实际上“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

，他们要的是法西斯主义的一党专政，不会给人民以丝毫的民主自由。

毛泽东还指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宪政是想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也是“要不来的”

，因为中国人民不欢迎资产阶级一个阶级来专政。

当然，中国现在也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我们现在所要求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

。

大会发表了《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言》，指出：只有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彻底修正，重新选举国大代表，只有将国民大会组织法彻底修正，使国民大会成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同时在全国发起普遍深入的宪政运动，使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的自由，使各党派有合法存在的权利与选举国大代表的自由，才能谈得上实行宪政。

“宪政而无民众运动，民众而无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各抗日党派而无合法存在与合法活动之权利，则一切所谓宪政，不过空谈一阵，毫无实际成效可言”

。

宣言指出：实行民主宪政为国内国际大势之所趋，“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秋，国家民主化，实为救亡图存之至计”

。

此后，在中共领导的各敌后根据地也广泛地开展了宪政运动。

如在晋察冀边区，便提出了“用边区的宪运来促进全国的宪运”

的口号，要“把边区造成三民主义的模型”

，将边区的经验传布全国。

经验是什么呢？这就是边区政府主席宋劭文所说的，“人民应该过政治生活，并且也会过政治生活”